（三）香港社会的权力重心

“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社会的权力网络大体可分为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四种。

1、经济权力

香港经济权力的重心在社会而不在特区政权。即使不承认“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之间存在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结构，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力有必要维持某种联系。

自由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少数人掌握多数财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基本经验是，通过政党和议会的代表机制间接地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链接起来，同时用普选权，即普罗大众的投票权来制约少数人的经济权力，维持政治体的平衡。那么，香港社会的经济权力与国家层面的、香港本地的政治权力如何勾连呢？

如果侧重于把香港当作一个以商业为主体的多功能综合体，那么，实行功能代表制就名正言顺。如果侧重于把香港当作一个民主自治的地区来看待，那么，直接以大企业、大老板为抓手，赋予他们以政治角色，不仅未必得力可靠，反而容易丢了群众。

2、意识形态权力

广义意识形态包括提供生活终极意义的宗教和世俗的意识形态。

香港意识形态权力的重心不在特区政权，而分散在宗教、教育机构和媒体手中。意识形态权力是弥散性的权力，通过心灵安抚、真理或“普适价值”之声称和参与仪式等方式“自由地”行使支配权。它可以超越社会空间，穿越经济、政治、军事权力的边界，四处弥散。更有甚者，意识形态权力本能地追求普世化，总是努力地穿越民族和国家的边界。

香港没有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而依靠继受外来意识形态展开自己的政治论述。香港主权在我，意识形态却和西方世界连接在一起。建制派和反对派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有一定的对立，但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很多人共享同样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故此，中央被紧紧地扭结在意识形态权力网络之中，建制派没有独立的论述能力，只能附和中央的声音。

3、政治权力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其政治权力是一种地方自治权，源于中央授权，不是原生型的权力。香港又不同于普通行政区，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其权力虽然有边际，但其广泛程度远甚于联邦制下的州权，很多权力属于主权权能。这是中央感到香港事情难办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不足谋略补，所以中央对港工作要倚重惠港政策和统战。

香港政权机构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块，三权构成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呢？

很多学者提倡行政主导，我想问的是，我们心目中的行政主导是一种什么模式呢？如果是美国的总统制模式，那么，它和三权分立制衡是不矛盾的，但总统是选举获胜的，有政党支持和民众选票支持。如果是英国的责任内阁制模式的话，那么组阁的政党必须是议会中的多数党，即便是政党联合，也必须是第一大党的人才能作首相。如果是前英国殖民统治的港督模式的话，那可是独裁制，不能有立法会，即便有也只能是咨询性质的机构，而且要官守议员占到一定比例才行。

我不反对行政主导的提法，但我认为这种行政主导是在对峙结构基础上的权力组织模式。诚然，在基本法上，权力分配明显地倾向行政，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政治配套，法律上的权力分配并不能落实为实实在在的政治格局。

4、军事权力

香港没有军事权力，因此香港不存在军事割据的危险。“港独”势力虽然具有舆论影响，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破坏性，但其可能拥有的暴力极其有限。

二、香港内部政治类型

香港政治现象纷繁复杂，要理解它就必须对它进行类型化。根据不同标准和概念，政治现象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这里，我只用一种类型化方法。

（一）政治类型概述

香港内部政治类型：

政治，从统治意义上说包括立宪政治、常态政治、非常政治三种类型。

立宪政治是制宪权的应用，解决用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来统治的问题。常态政治是宪定权的行使，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谁来统治？如何治理？在民主社会，由谁来统治的问题通过选举政治解决，如何治理则依靠分权的体制来决定。非常政治决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极端的形式是战争。有一种政治，是反主权的政治，其极端形式是革命、独立。这种政治从主权统治的角度看属于非常政治的一种，从抗命者来说，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类型。

照理来说，地方政治是没有敌人的政治，只有国家才有敌人。偏偏香港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角力场，这使得香港政治被抹上了很浓的敌友色彩，而且“占中”者自诩为“公民抗命”，甚至还有一股极端势力在鼓吹“港独”。无论是内地人还是港人，都感觉香港的政治不太正常，我称之为恶性对峙。

但我不认为香港的政治陷入了非常政治。即便“占中”期间，中环几乎瘫痪，政府也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基本法保障的自由没有被悬置，相反，“占中”者在滥用自由却没有被依法有效地遏制，法治处于“肌无力”状态。“港独”是反主权的政治主张，现在“港独”言论似乎占住了舆论的中心，如果不能从法律上予以制裁的话，会长期扰乱人心，但它是违背港人根本利益的，我断定它不可能得到多数港人的认同，其主张不可能得逞。反主权行为在香港本地现行法律上属于犯罪行为，必要时国家可以动用一切手段维护领土完整。

香港政治的主要特点是立宪政治与常态政治交混、广场政治与衙门政治并存。这一方面是由后殖民时代社会心态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基本法对某些根本问题迟延决断造成的。以下分别解释。

（二）社会心态

草木易植，尚需假以时日方可培活，民易其主，心何以安？反思是政治性的开端。香港政治真正的发籾期不是1997年，而是在中英谈判和基本法起草时期。回归前港人反思的对象首先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当时的中国制度、现实，尤其是他们个人和亲朋在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回归以后反思的对象是基本法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制度和现实与回归前的殖民统治。

香港政治性格形成初期，对比反思的心理机制起了决定性作用，直接造成了香港社会自发性的对峙结构，也影响了基本法的制度设计和后来本地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被视为病态现象的“恋殖情节”也是这种心理机制的产物，“港独”是这种心理机制过激反应形成的臆想症。

对于基本法确定的政治制度，人们有一个学习和习惯的过程。在两制对峙的条件下，港人对于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更是免不了怀疑和挑战。我这里想提示人们，这种心态在多大程度是自然而然的，在何种意义上才能算是正当的和合理的。

人民主权论的鼻祖卢梭主张人民必须出场，而每次人民集会“永远应该是以两个提案而告开始；这两个提案绝不能取消，并且要分别地进行表决。

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吗？’

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继续当政吗？’”

这两个伟大的提案，或曰“卢梭二问”，是两个“天问”，实际上是任何社会人民永远的心结。每每人们和政府或政府官员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他们何尝不在心理嘀咕，甚或公开地提出这两个问题。两大提案是社会生命力的泉源，也可能是摧毁社会的祸水。所谓革命，不就是用非正常的、极端的方式提出这两个提案吗？卢梭高明，让主权者人民定期出场，公然地提出两个“天问”，如此则避免灾难性的政治革命。故此，人民直接出场的政治模式可称为“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意即通过日常的革命式提问克服革命，使革命变得没有必要。

这第一个问题是主权者对宪法的诘问，改变政府形式就是改变政治体的宪法。必须指出，卢梭是针对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的人民来说的。香港没有自决权，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政治存在形态和方式。可是，作为一个被收回的殖民统治地区的居民，港人怎么可能不关心自己的政治存在形态和方式呢？由于实行“一国两制”，这就给港人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在新的体制下生活的同时利用基本法保障的政治自由和代议制度提出一些本属于立宪政治的问题，包括对香港政治体制的看法，甚至也可能包括对国家政治体制的看法，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这些要求有违背基本法和宪法的要素，其中极端的甚至还触犯国家主权，但也有对民主政治的正当期待；提出要求的方式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我们要区分以合法的方式提出的正当要求和以合法的方式提出的非法要求，以非法的方式提出的正当要求和以非法的方式提出的非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