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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碰到偏执型上访者,还得当一回心理医生
关键字: 我不是潘金莲李雪莲范冰冰上访信访群众工作要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群众要用说服、教育、批评的方法;但对坏分子,需要用斗争的方法,并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来进行管理,依靠多数人的支持来约束极少数人。其实质就是区分好人和坏人,对坏人实行专政和镇压。然而,法治社会和法治体系是不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无理上访人也谈不上是坏人,何况他们确实有着令人同情的生活遭遇,没有依据也没有道德资源打击他们。他们是社会的失败者,不是坏人,因此需要的是安抚,而不能是打击。
在维稳压力下,服务于治理目的,限制上访人的人身自由的做法,那是万万见不得阳光的,因为这些做法不仅政治上不正确,也不符合法治的要求,法治方式必定是政治正确的。正因此,应对偏执型上访,信访部门就只能不断耐心地做说服和教育工作,从民生和社会保障的角度进行安抚。这种安抚满足不了上访人的诉求,还导致一系列的治理性问题。但是,除了这样,还能做什么呢?
信访功能的再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信访制度的建立,有深化新政权合法性的客观需要。信访制度作为群众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它通过群众动员来实现意识形态认同,从而承担政权合法化功能。
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调查后予以解决,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承诺,它的行为手段本身能使人们看到党“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识形态效果;信访的互动过程中,社会底层群众与国家会产生直接接触,国家以信件、解释等向上访人直接宣传政策,从而实现社会动员,并由此深化政权合法性。这一效果今天仍然存在,虽然信访形势和信访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群众工作这一基本框架并未改变。
新时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执政党面临政治合法性流失的风险,因此,始终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其与群众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强调“执政为民”信访依然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然而,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形势,不再可能通过社会动员来深化政权合法性,而需要通过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功能来实现。社会底层受到冤屈、有着怨气的群众,通过上访反映各种问题和纠纷,在中央和上级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出面协调、着力解决这些纠纷,从民生角度出发对弱势群体进行权利救济。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的方式,信访调动了上级政府的资源,可以解决一些不能受法律格式化,不适合诉讼渠道解决的纠纷,相比于诉讼有其优势,尤其对于底层弱势而畏惧诉讼、不适应社会风险的群众而言。
在此基础上,学者认为信访的功能从群众动员转向了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这种看法有其实践基础,但从偏执型上访的应对来看,当前信访的功能远不止于此。信访工作人员所起到的作用更像是心理治疗,更多属于社会工作的范围,承担了社会工作的心理疏导功能。很多信访干部谈及接访,都强调热情和耐心的工作态度,以及在其中遭遇的种种委屈。综合来说,具体如下:
在接待上访时,要始终热情。偏执型上访人渴望理解与尊严的需求尤其高,温馨的话语可以让他们心平气和;
要礼貌接待,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放下架子、平等相待、专心倾听,同上访群众进行朋友般的交流;
要宽宏大量,遇到上访人情绪激动、哭啼吵闹、威胁谩骂,要宽容理解,经得起骂、受得住气、耐心劝慰、细心劝导;
要尊重人格,自始至终使上访人感受到受人尊重、被人理解,消除心理隔阂,拉近心理距离,融洽接谈气氛,在心理上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
要始终耐心,善于倾听当事人繁琐的陈述,忍受其中的重复,从中抓住诉求点;
要顾及上访人的面子,不直接驳斥批评其错误认识,而注意讲清道理,引到其转换立场看问题;
要善于抓住心理需求,做到以情动人,真心为上访人着想,以诚待上访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上访人。
对上访人的偏执诉求,要耐心细致地说明情况,体贴入微地解释原因,做好法律、政策宣传解释工作;
对上访人的不平衡心态,则要带着感情耐心做好说服工作,通过积极的沟通和劝导,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正确看人看事,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以良好的心态面对困难和压力。
从信访部门的工作状态来看,针对偏执型上访,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心理医生的角色,承担了心理疏导和干预的功能。偏执型上访人存在多方面的心理状态问题,对小事情耿耿于怀,在社会变革中感到心理不平衡;无法接受现实中的残酷风险,在忙碌的上访中麻木自己;一些人甚至因上访可以让政府官员紧张,从而获得存在感和心理慰藉。
信访工作人员常常很难解决具体问题,其工作主要是应对和预防缠访、闹访的发生,做好信访人心理健康教育、疏导工作。优秀的信访工作人员,更多需要运用心理科学,采取科学方式疏导上访人的情绪,帮助上访人克服危险心理倾向。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信访制度承担的心理疏导功能,并作出了相应制度回应,如《北京市信访条例》规定,国家机关可以聘请律师、心理咨询师、相关领域专家、社会志愿者,为信访人和国家机关提供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的咨询服务。
心理疏导功能本应该由社会工作来承担,信访渠道却承担了这一功能,这有着社会转型的深刻背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党和政府曾经对人民作出了各种承诺,至今仍然不断承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具有浓厚的“父爱主义”特征,包办一切,包括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对群众、对社会承担了几乎无限的责任。
当前,中国正向市场经济国家迈进,国家与社会逐渐出现分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政府职能被剥离,转由社会承担,但这主要发生在制度层面。在意识形态层面,为了增强政权合法性,仍然强调党和群众的关系,强调党和政府的伦理追求,这使得党和国家不能完全卸下无限的责任。
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可以运用这些意识形态承诺,基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权的“父爱主义”来向党和政府提要求,从而突破国家法治和政策的制度设计,要求政府承担责任。信访是他们可以运用的重要渠道。对此,背负了伦理责任和体制压力的基层党政信访系统,无法从制度上调和上访人诉求与国家法治之间的张力,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对偏执型上访的应付中,其重点就是永无休止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因此,从外在去看,信访制度就承担了心理疏导功能,充当了现代国家中社会工作的角色和职能。
(文章转载于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评论”,ID:Chinalawreview)
- 原标题:陈柏峰:党群关系中的“李雪莲”有多重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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