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游牧与盟旗：传统中国的北方边疆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系

传统中国的北部边疆盛行游牧生活方式，以盟旗制度作为主要管理制度。西南山区则是农业狩猎相结合，以土司制度为主。

（一）游牧边疆：农业时代的流动社会

在农业文明时代，汉族人在人口、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均占据更为优势的地位，长期以来一直以主流文明和中心地位自居，对生息繁育于北方草原大漠的游牧民族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持有各种偏见和想当然的误解。大概最流行的就是一句“逐水草”，由此联想到的大约自然是自由、居无定所、流动、出没没有规律而难以管理、无组织无纪律、生活艰辛、骁勇善战、粗鲁野蛮等。这些联想有些是对的，有些则是缺乏了解的无知。

（二）盟旗制度：北部草原的传统治理体系

游牧民族虽然是流动的，但这种流动并非无序，而是“有序”的，是有组织的，以整个社区（部落）为单位进行，且遵守特定的时间节奏。比之我们今天近3亿规模的农民工流动大军而言，组织化程度要高很多。简单地说，游牧社会是流动的社区，而非流动的个人。

三、郡县的胜利与江湖的韧劲

（一）郡县制的胜利

郡县制从秦汉开始在汉族地区推行，明朝开始试图推进到西南边疆的贵州广西等地。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彻底在西南地区完成了“改土归流”，实行郡县制，至今也才三四百年。而西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和平解放，1965年设立西藏自治区，实行以郡县制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方式。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自秦始皇开始的中国“郡县国家”一直持续到1965年在大陆彻底完成，前后持续两千余年。毛泽东曾言“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政制”的核心就在于郡县制，此言不虚，确实是把握住了历史的脉络。

（二）游民与江湖：二元结构的边缘

上述二元结构的划分，涵盖的是传统中国在空间和数量上占据主流的两大部类，在这两大群体之外还有一些边缘群体。这里也稍作补充，传统农业社会真正的无序高流动人群也是存在的——就是游民——包含流民与游士。只是农业社会的政府从来不准备认真地去“治理”一个高流动的游民群体，而总是想办法“消灭”这个群体，因此也就形不成所谓成熟的治理体系。

四、“郡县国家”遭遇大流动社会的挑战

（一）大流动时代的本质

古代社会是静止的，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流动？因为基本的生产在流动和变化。为什么生产要流动和变化？因为人的欲望在不断的变动。这种变动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来尤为突出。

（二）大流动时代的特性

关于当代中国流动社会特性，笔者认为至少以下三个领域值得深入展开：流动本身、内外有别、有序流动。

（三）大流动时代的挑战

这套带有浓厚“郡县国家”传统色彩的治理体系在面对一个“流动社会”的突然到来时，其所产生的诸多困惑背后涉及的深层次挑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新事物层出不穷，政府职能无法适应稳定。

第二，区域发展不均衡，地方改革冲击统一结构。

第三，人口低序大流动，管理服务财政成本极高。

五、结论

当今的流动社会，是城市中国的一个表征。中共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调适，从过去组织静态小农的经验，转变成组织流动的农民工与白领，将成为长期的新课题。我们曾经在农业时代的治理流动社会的经验至今仍有意义，但却往往被汉族学者构成的学术界主流所忽视了；我们在当下的变革中潜意识里仍保留着农业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对“流民”的恐惧惯性，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排斥限制人口流动，并希望恢复到一个静态社会进行治理。

这样的实践方向是值得探讨的，这样的心态是值得检视反省的。我们应积极准备应对治理一个“流动社会”（城市中国），对传统治理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并认真分析其成功条件和当代挑战。从社会具有了高流动性并要求相匹配的“上层建筑”这一结构功能视角出发，我们会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性质和方向有新的理解和把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弹性与权威”在适应这个大流动时代中相对于政府科层体制的“僵化与分权”的特殊优势和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炳辉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讲师

（以上为节录，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东南学术”，全文发表于《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