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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中国还在以西方为尺度,印度已经学会了以中国为尺度
关键字: 印度西方中印对比土地制度水利建设农业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把英国人赶走了,但把传统保留下来了;而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他们只有反帝没有反封建。“封建”的内容极其宽泛和混杂,因为在中国的反封建主叙事当中,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把地主所有制当成封建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1927年到1937年的土改当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同时认为富农的土地就是富农经营的或采用雇工经营的,属于资产阶级而且予以保护。我们原来的那个叙事里面是这样的,把地主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的核心内容。在印度当中,左翼的共产党曾经提出这个叙事,但没有被推行,所以他们把英国人请走了以后,原来的这个结构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核心领导力量,这个和中国建国以后的领导力量的转变(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批人),整个的阶级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动,在印度没有发生,所以它的整个传统保留下来了。
我们除了见到印共海德拉巴的主席,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印友好医疗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习主席去年访问印度的时候,还给他颁奖了呢。因为印度大家知道有一个名声仅次于白求恩的人物,大家知道叫什么?柯棣华,这个人在印度也有点名气,在中国的名气仅次于白求恩。在他们的叙事里面,在1947年他们解放就是独立,之前也有一个激进的叙事,他们想用阶级叙事来替代那个种姓结构。因为它是按照阶级来划分的,阶级的底层来推翻上层,这样来实现平等,传统的种姓制度也可以在革命当中消失,但是没有实现。他们一直认为,印度所出的问题(我讲的是印度海德拉巴的)与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有关,并一直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说中印的岔道从这里开始,中国开始土改了,他们没有土改,这样它的种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
这场共产党的彻底革命到底给新中国以后带来哪些正面的以及负面的东西,要按照印度的经验重新审视。因为我们原来都是革命的叙事,改革开放以后都是自由派的叙事,这两个叙事已经杂乱起来,尤其是自由派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革命叙事固然有很多理想教条色彩,但是以印度的视角来看这场革命,它确实将阻碍现代化的这个传统割断了,在这里割断了联系。虽然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阶级斗争,也废除了阶级斗争叙事,改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叙事,但是阶级叙事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仍是相当重要的。
在我看来,印度的土改注定不能成功,原因在于它的三千年来的强大的种姓制度。我以为种姓制度在当代的印度只是一个农村存在,他们说不,也是一个城市存在,蔓延到城市里面去了。而且有印度学者讲,印度的工业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很大的原因是和种姓结构有关系。后来,我回来以后在查一些和印度有关的史料,才发现确实如此。因为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面叫做士农工商,我们长期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商的地位比较低,这个商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并不是说他们集聚财富的能力也弱于农民,所以实际的地位是平衡的。宋以后,士农工商的流动,在法律上也打通了。
他们也问我们中国整个类似于种姓结构的,我的回答是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陈胜的故事,陈胜是一个雇农,在为地主干活的时候他发了一句牢骚,这个怎么是被司马迁记录下来了我们不知道,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种”可以理解为种姓,就是说固定化的等级制度,对不对,没有种,那个时候没有种,而印度那个时候已经建立起牢固的种姓制度。佛教的出现主要的是想对抗这个种姓制度,所以倡众生平等。那么为什么佛教在印度退出?在公元5、6世纪就开始衰败,在8、9世纪以及10世纪以后就全面地退出印度。
我这次第二个深刻的领悟,是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的结合,使得佛教反对种姓制度的时候高倡众生平等,同时退出村落的那种经济生活,所以早期的佛教徒都是流民和乞丐。到了几百年以后,它获得了土地也获得了寺庙,种姓结构也在佛教内部蔓延,这也是导致佛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印度教,主要是从为种姓服务的婆罗门教转化来的,虽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教义,但是十、十一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印度的主流宗教,而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了。当然伊斯兰教后来以大规模的入侵传播到印度去。
第二个故事,我就讲宋代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上、下流动,按财产的多寡来作为户等的等级,作为征税和均役的单位,出现了民谣,“千年田,八百主”,还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都出现在宋代,就证明这个流动,法律严管的等级在中国已经全部消失了。
第三个我讲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第二部《土地法》,第一部法律规定性别的平等,第二部法律规定是主要财产土地的平等分配,这两个平等在中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两个确实与印度反差很大。印度的种姓结构确实强大,我们参观的那个农户,他的妻子是个婆罗门,是个高种姓的,所以他原来有二十一英亩的土地,中大的地主了。那个规模也不算小,一百二三十亩地。这个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结合得很强大。
在印度教里面,我还研究了一下,等级的分配就是它讲的婆罗门是宗教第一,然后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叫刹帝利吧,属于第二,第三是商,婆罗门是经商的,所以印度的商业历来很发达。自古以来从印度、马六甲海峡一直到阿拉伯海、波斯湾那一带,那个时候这一带都活跃着印度商人的影子。所以印度的佛教向整个东南亚传播主要靠商人,而不是军队。后来小乘佛教向南传播,到斯里兰卡,到缅甸,然后覆盖到整个印尼进入菲律宾,而且主要是靠商人在那里传播。再下面是农,再下面是工,所以一些从事比较低端的,比如说焚化尸体、宰牛做皮革的,就是有一类的这个工,手工业那种的极大部分,不是低等级,都认为不是低种姓,而主要是由士下面的第五种姓就是贱民来承担。
这样我们说它的职业的划分和种姓的划分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印度学者讲的,不是我们掰出来的,就是说种姓制度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它进入商业,进入IT产业没有问题,这是印度学者的观点,对不对由他们来负责,不是我们来负责。那么在中国来看,士农工商,宋以后无贵贱之分,但是收入有贫富之别,当我们说某个职业贵或者贱的时候,其实是说它的报酬的高低,因为报酬低所以它比较贱,因为报酬高所以它比较贵。而印度不是这样,这个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和它的报酬结构之间当然也有强弱不等的联系,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的和韦伯的阶级分析结构,在印度就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图景,我以后有机会去还要研究一下,你可以用这样的西方语言来讲,就是印度的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过渡特别艰难,那么中国从宋代以后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级制经过了一千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以后已经完全为阶级结构取代,而阶级结构按照财富占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来划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体会。这是最大的两个体会,我回来又花了三天时间总结了一下。
第三个是水的问题。关于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建设,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土改以后的合作化运动尤其是人民公社,这样的一个土地制度安排对于农田水利建设非常重要。这里指的就是地表水的储存与地表灌溉系统,地表水的储存就是搞水库了,当然中国南北也有差异。北方平原大量还是利用地下灌溉,我讲南方尤其是丘陵山区那一带,历史上主要利用地表灌溉,利用池塘什么的。那么建国以后我们地表灌溉的发展就更厉害,建议各位以后尤其是安徽的,去大别山看看那五个水库,我讲淠史杭的整个灌溉系统,是建国以后花了十年功夫我们建立的特大灌区,就是一千万亩以上的特大灌区。全中国有三大灌区,第一大灌区秦汉就开始了,我这里指的是成都平原都江堰工程;第二大灌区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不断进行的就是河套地区的灌溉系统,也是一千万亩以上;第三大灌区是建国以后为了治淮而建立起来的淠史杭灌区。
为什么1950年我们把土地分掉以后很快地走上集中化的过程,就是以集体化的名义进行集中化过程?原因种种,其中有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忽略的观点是农田水利建设。五十年代初有几场大的水灾尤其是淮河系统,因为淮河和运河系统的常年失修,一百多年了,晚清想搞没有力量,北洋政府也想搞,没有力量,国民政府建立的牌子搭起来了,组织班子计划都有了,所以建国以后的基本主架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不要忘记的,它的规划也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第一个就是,任何一个王朝初期都把农田水利建设放在中心地位的,你看明朝初年的朱元璋,从事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因为战乱,水利失修,土地没有办法种。
共产党起身于农民和农业,所以,更重视这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这个农田水利建设就直接地关涉地表的土地地权,尤其是和小块土地所有制造成了直接的冲突,你要开河开沟,谁家的土地让你开掉,你要开沟引水,如果说小块土地所有制,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地表储水灌溉。当然,如果战乱以后重建一个王朝,大规模的人口消失,无主的土地出现了,那么那个时候以国家级的工程进行水利建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朝中期以后就不可能了,因为土地都有主了,而且土地都细碎化了。1950年的土改就造成了大地权的消失和小地权的产生,土地的细碎分割特别严重,为农田水利建设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为了推动农田水利建设,把土地集中,最大的公社可以集中到一个县就是一个公社。后来查下来土地集中确实和水利建设是有关系。还有一个把土地集中起来的原因,就是把7亿亩地富的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就等于把7亿亩的地租(这里指的是粮食)也交给了农民,所以每个农民稍微超好一点,就把7亿亩的地租吃掉了,因此国家通过农业税征收上来的粮食一共就三百亿斤左右,缺口四百亿斤左右,这就要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要把这个粮食从税收以外的系统就是统购统销系统重新集中到城市,来支援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为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个个分散的农民,挨家挨户地要,不鸡飞狗跳来才怪呢,而且征收的成本高、风险大。你集中起来通过公社早就把你拿走了,拿走以后集体再拿走一块,然后集体再来分啊,这个征用成本是很低的,就这样悄悄地,通过统购统销的价格杠杆把农业剩余不动声色地转到城市工业化里面来,而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完成这个。
所以,我讲的两个理由,水利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正因为这个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公社时期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不要忘记了三级所有的公社是社队合一的,它的顶端是和国家合一的,所以农民长期保留的一个观念是土地是国家的,虽然法律规定是集体的,但是集体本身的规定是模糊的,公社这一级是集体还是小组这一级是集体,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就帮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虽然土地分掉了,还依然大规模地征用农民的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前提是土地的地权实质上的国有,所以现在我们要在第三世界推基础设施建设,我看光征地就要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了,没那么容易。
印度要搞一个高速公路谈何容易,人地关系非常紧张,但是我们要搞一个高速公路一般要六十米左右的,有的要八十米的还有绿化带,如果六十米的话那你110米就是一亩地啊,那是良田啊,照样征到,我们原来是双向四车道后来是八车道,你看看那个开封到郑州的十二车道还要豪华。当然反过来讲中国基础设施的推进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制度是保证。印度也学中国,学来学去学不动,因为它要征地沿线全是钉子户。中国要征地,个别钉子户把它一拔就拔掉了,当然这几年也不允许乱拔钉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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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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