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可以说科技创新的引领仍然是我们当下的一个首要任务。您认为，结合目前国内及国际的形势，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呢？

曹和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在大踏步进步的同时，宏观管理也累积了一系列的矛盾。最大的矛盾，表面上看，房地产问题、就业问题、或者进出口出问题最为突出，经济增速降下来了。其实，从经济学角度看，出现了三种过剩。

第一种是产品过剩。从穿的服装来看，目前中国织了全世界54%的布，做了全世界50%-60%的服装；从吃的方面看，我们现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远超从前；在住的方面，中国现在人均住房面积是60平米，美国是59平米，英国是47平米；在出行方面，中国去年造车量是3200万辆，美国是2200万辆。从去年3月份一直到现在，中国货币发行量是13%以上。GDP增长是5%，换句话说如果完全是竞争性的市场，通货膨胀本来应该7%才对，但现在的物价是-0.8%，这就是产品过剩的后果。第二种是产能过剩，如全世界年产钢铁是18亿吨，中国是11亿吨。第三种是投资过剩。我们国家有24000多家产业园区，加起来有四十个台湾省面积那么大，那是中国投资的热土。但是，由于园区总量过剩，投到那个园区，碰到那个行业，非常可能就处在过剩投资状态。一份资本金投下去，要是成本收益倒挂怎么办？产品过剩、产能过剩和投资过剩，使得中国不能再在传统的大制造领域去追赶工业化国家，因为，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比前十名国家（除中国）的工业价值总和还要多。

中国网：您刚才说的这些过剩其实也是我们过去高速发展伴随的负面后果。

曹和平：所以不创新、不走到新赛道上去，不以专精特新、科技创新为主导，把国民经济体系带出原来的路径，恐怕就会出现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恐怕就会出现欧洲失去的十五年，恐怕就会像我们国家的香港现在的失落一个样。其实中国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和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问题。所以，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仅是中国的视野，也有时代和未来视野。新质生产力是人类发展的命题。

中国网：就像您刚才所说，中国其实正处在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多期叠加的状态，新旧动能在加速地转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说是点燃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的一个关键所在。

曹和平：对，点燃科技树，点亮思想库，找到新路径，是我们应该寻找的一个方向。这次我去参观了东莞松山湖国家重点材料实验室，面积有1200亩，研究低维度材料。举个例子，你看我手拿相机，按几下手机键位，就完成了力电转化，变成0、1、0、1的数码符号，通过路由处理，就存放到存储条里。存储逻辑是按照时间，比如中文点横竖撇和英文A、B、C、D等一维方向序贯执行的。这种电磁数码材料的存储过程是一种按时间序贯，几乎没有欧几里得空间的高度一维方向的技术拓展。对这种0、1、0、1等低微电磁材料的结构化处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观察现象。 前两年我们的长江存储在低维材料处理技术突破，把过去一个T的存储从2000块钱、3000块钱的系统集成价格，一下子做到了400块钱。当年全世界最大的存储公司叫Seagate。早些时候它把索尼的存储技术吃掉了，索尼这个板块没了。之后它又把三星的存储吃掉，三星这个板块也没了。而类似于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这项技术，通过提供低维材料，把存储技术，相对于传统制造，做成了“白菜价”，Seagate也没了。在新赛道上，边际技术进步几乎是被降维性质打击的。再看汽车，像日本丰田油车的发动机是一个，而中国的比亚迪、华为的新能源汽车，一个轮子上就有一个发动机，一个芯片指挥着四个发动机同时转，这一新的系统集成技术，对材料、能源和系统集成都有完全不同的技术制程和产业新赛道上的拓展路径。或者说，新材料、新能源、新的系统集成是矫正我们上边所说三种过剩的新思路和切实可行的经济技术的进步路径。

中国网：那么您认为，新质生产力对于促进形成新动能，以及经济新的增长点将会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曹和平：我们再用汽车做例子。如果我们国家生产油车的话，全世界大概8亿辆车，可能一年生产1亿辆，8年一个折旧周期，这是一个均衡可持续产量。这时候，如果再增加车的产量，价格就下来了。所以，我们国家的一汽、二汽、上汽，包括长安汽车，再扩大没有多大余地，要么到非洲、俄罗斯或者南美去，因为发达国家的车存量已经很高了。

再看电车领域。现在，电车加一次电，在家里是30块钱，在加电站是80块钱，而加一次油则是400块钱。单单这个优势，油车就无法和电车相比。当汽车使用电池动力以后，原来特别没用的一种3号元素——锂，突然变成70万元/吨了。这就是新质生产力在材料领域带来的高投资报酬率。如果新质生产力在关联材料行业再有突破的话，可以带动交通进一步成长。不如说，现在高铁可达400公里，在未来某个时段，可以实现1200公里的时速，与飞机一样快。这时候，新材料、新能源与新系统集成带来的投资报酬率叠加，一件总成品的投资报酬率是倍加或者倍乘的。人类在新赛道上的场景是过去难以想象的。以后我们不学习、不进步，15年、20年后，我们不会是文盲，也不会是计算机盲，但会是数字技术盲。新质生产力恰好进入这个领域了。

图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摄影/杨楠

中国网：如今数字基础设施的进步催生了很多新的概念和新的模式，当下中国正处在从大制造业的流水线、模块化的生产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您怎么看待中国在制造业板块、新业态板块的潜力呢？

曹和平：其实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有没有自己的“四梁八柱”。我们先来看什么叫数字？在数码相机没发明前，照相的时候要消耗物理三维构造意义上的胶卷原材料。照相结束后，要把胶卷取出来送到照相馆等待一个星期才能取到照片，而现在一秒钟照片就在照相机里了。为什么这么快？这是因为打开手机中数码相机的快门、透镜成像，落在一个光电敏感装置上，比如有1000万个像素，每个像素由0、1、0、1数码组合的五维数组构成。光电装置通过一个路由器，将数码序贯送到存储条中存放。需要看的时候，就在另外一个APP上，通过一个铟化锡构成的液晶屏幕看到了。生产周期从一个星期变成一秒钟，效率提高了50万倍。这不是个小事。一年有365天，如果生产效率提高300倍的话，那一年的活儿一天就干完了。这就是数码技术的威力。

从资源配置上看变化，过去五公里一个照相馆，不是柯达店，就是富士店，或者乐凯店。而现在这些店看不见了，变成了到处都存在的华为、VIVO、OPPO和苹果手机专卖店。这里边最厉害的中国技术就是，数码技术把非结构化的光电装置上的散装数据，依据一定的逻辑处理步骤，变成了结构化的有序数据，实现了数据资源对人类的有价值化性质的排序。这不仅是存量经济的数字化升级，而且，还给数字化升级的中介提供了一个个的工作创意的环节。如果它们集聚在一个物理半径内，形成一个个场景，再配套上园区性质的物理载体，那这样的数据捕捉和加工生成的过程就形成了一张城市名片，或者叫数字产业园。如果要再给这样的数据里的数据单元一个零公里位置，并给其赋予电磁世界里的时空特性，缘何不能在此基础上赋值和通用价值化处理呢？

这样一来，经济当中慢慢就积淀了新型的基础设施聚落，我们叫他数字基础设施三群。“公-铁-高（速）-高（铁）-港-桥-涵-隧”是基础设施“一群”，“网（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蜂窝互联）-网（星际互联）-星（授时坐标星座）-通（通讯星宿）-导（导航星垣）-定（定位星河）-遥（遥感星城）-器（临空和平流层浮空、游空及滞空飞行器群）-关（地面枢纽关口站）-站（基站和危机站）”是基础设施“二群”。二群和一群两个群落碰撞以后，还会形成有经济人共同分享使用的网络、网格链接的节点与关系综合。

在数字基础设施 “三群”之上，就会形成数字经济的采掘和加工产业，我们称其为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之上的一次派生产业群。目前看，它有“采（采集）-存（存储）-传（传输）-算（运算）-销（营销）-管（管理）-流（流量配平）-央（中央顶层账户系统）-用（应用）九大，上下道工艺顺序整合意义上的产业链环节。这数字经济“四梁八柱”的几个梁柱就出来了。也许五年、七年、十年（新兴城市）以后，还有三、四、五线城市赶上现在超大城市和发达城市的规模的奇迹发生呢？就像当年无锡、苏州、东莞，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成长为当时经济发展的明星城市一样。数字经济给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想象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