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进博会不仅是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宣誓和举措，也搭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理念的交流平台，对推动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也有重要的意义。

连续两届如此高规格的进博会，中外企业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来自何处？进博会将如何释放中国的发展红利？将如何促进国内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今天我们的“进口”和几十年前的“进口”有什么样的区别？数字经济将在何种程度上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

针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大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第二届进博会，依然保持了第一届的最高规格，在规模、参展企业和人数上也比上届有所增加。参展企业对进博会持续的热情和关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曹和平：中国经济目前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我们的人均GDP越过一万美元、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0%以下，用于食品和服装的消费降到了20%以下的时候，表现在国民经济体系上，中国对厂商中间品的需求就会变得非常巨大。这种现象就会衍生出一个爆发性的变化，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和生产厂商就会感受到这种结构性变化。随之会出现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新增板块，以及全球规模的需求——这就意味着，谁到这儿来销售，谁就能够赶上这一波结构变化的红利。

进博会场馆整装待发（图片来源：IC photo）

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企业家非常清楚这种结构变化带来的好处，所以他们非常快地投入其中，第二届进博会的火热与此有很大的关联。对于中国的企业，其实这个红利是更大的，因为当我们从外国购买商品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配套外国进口的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崛起。

我们过去所说的服务业，还仅仅是和消费一端相关的服务业，我国和生产一端相关的服务业其实发展不快，还比较落后。所以这一次的结构变迁本质上是我们的结构变迁，举个例子：

过去我们进口葡萄酒的时候，如果一瓶一瓶地把酒运进来其实是很浪费的，因为玻璃瓶子我们能造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我们把他们一木桶一木桶的酒浆运过来，还要适当地脱水——脱水30%不影响酒的味道。桶装酒运来之后，酒瓶子从哪里来？此时国内就需要临港的加工区里配套一个酒瓶的生产厂。那灌装呢，把木桶打开灌装的时候是不是卫生设施也要提供？所以我们国内原来的管道、灌装、卫生设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学到了这一类产业的制造和运营的经验，这就是高端服务。不仅如此，那上面贴的标签呢，是在法国印还是在中国印？显然是在中国。我们进口的大多数产品，其实都不可能百分之百进口，每一件产品的成功引进都会引起国内对应产业的成长。

在超市出售的进口葡萄酒（图片来源：IC photo）

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感觉到这次的结构变化，自觉地参与到结构变化过程中，不仅能满足结构变化的需求，也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将自己升级换代。可惜我觉得我们的企业目前还不能完全感受到这一点，颇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味。

观察者网：以往大家比较关注出口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而进博会让我们更加关注“进口”，您认为目前扩大高水平的进口对经济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

曹和平：首先，扩大进口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结构裂变，使经济总体从中高端收入到发达经济体的门槛线过渡；

第二，可以促进企业适应发达经济结构下的运行方式，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源配置方式；

第三，可以促进我们的技术进步向高端经济所对应的国内经济体系过渡，这就会导致经济的动力学机制转换。从出口导向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和需求拉动型经济转换。

可以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知识和智慧密集型产业过渡的最好征兆。过了这一关，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就完成了，是中国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调转船头了——我们从转型经济走向了发达经济。

郑州国际陆港联检中心，“郑欧班列”从这里驶出（图片来源： IC photo）

这种“转型”和“过渡”是全面性的，这就好比早期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时候，农业生产的犁是没有办法继续使用的，而是要换成全新的一套生产工具，比如内燃机。人力资源也不能向农业社会那样以家庭为单位，必须有高效、有绩效的人力管理，换句话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过渡基本上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转变，正如一个三岁小孩的成长和一个18-25岁的青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前中国的经济模式的变化同样也是全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