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同事估算，即使在工资等各方面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仅由于获得城市户口就可以使农民工的消费提高27%。OECD中国研究部的研究，也显示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可以提高30%的消费。同时，满足城镇新居民的保障性住房需求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都将带来巨大的有效投资机会。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也会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均等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养老保障的共济池扩大蓄水。

除此之外，城镇化在促进横向流动的同时也能够搭设社会阶梯，让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别、收入水平和社会身份等各方面向上流动，真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目标。

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匹配

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

第二个途径，是推进教育深化，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匹配。

在过去多年，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校的扩招。推动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更高，人力资本禀赋也更高。然而，这个接受过最好教育水平的群体，就业的情况并不理想，其中有相当多的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或“非正规就业者”，所学非所用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是对花费出去的教育资源和积累起来人力资本禀赋的一种浪费，也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供求之间的错配。

在图3中，横坐标表示年龄（0-100岁），分年龄的劳动收入表现为正态分布。人们获得劳动收入是在20岁至60岁之间，在30岁至40岁时达到峰值。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预期，就是通过使这条曲线有更肥大的尾部而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较短的这条曲线代表相应年龄段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值得注意的是，两条曲线达到峰值的年龄并不相同。

由于我国人口的特点是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低，由于劳动力素质不足，必然导致劳动参与率随年龄而下降。在延迟退休年龄的情况下，结构性就业困难可能加剧，收入增长反而遭遇障碍。可见，人力资本禀赋与就业年龄的非对称性，会阻碍更多更好就业岗位的创造，人力资本不能和劳动力市场有效结合，还可能阻碍新技术革命深入进行和成果分享。对此，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多途径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质量。

图3 我国各年龄段人口劳动收入与平均受教育年限

一是改变应试教育导向，在遏止住横向教培的干扰后，着力大幅增加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即平均每个劳动年龄人口接受教育的时长。经济学家在度量人力资本时，通常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一个代理变量，将其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换句话说，教育发展提高受教育年限对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质量既定的前提下，受教育年限的长短就变得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要做的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缩短学制，相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延长学制。

二是义务（免费）教育延伸到学前阶段和高中阶段，并提高职业教育中的通识化水平。

在过去促使我国教育快速发展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和高校扩招这两个因素中，前者是提高受教育年限的一次巨大突破，后者则进一步使更多人获得大学学历，同时以上大学的预期吸引更多的学生进入高中阶段，使我国总体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在此基础上，未来想要进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就要有新的有力举措。

我认为，应该着眼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或者不叫义务教育，但是关键是免费，增加三年学前教育和三年高中教育。同时，在发展职业教育时，要注重提高职业教育中的通识化水平，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一般认知能力，而不仅仅是学会一种技能，因为劳动力市场千变万化，一种职业技能可能会逐渐被市场淘汰，最后变为屠龙之技，但学习和认知能力是可使人永远受益的。

三是加强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在职培训，提高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我国从当前发展阶段到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我国教育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即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左右的阶段，其他很多国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比我国高，这意味着我国在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可以说，在我国的这个发展阶段上，着眼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总体提高和教育均等化水平，远比追求大学的全球排名更为重要。

图4 部分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