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公共形象并不那么正面。他们越来越多地被看作傲慢自大、脱离民众，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民众服务。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出身于特权家庭。

在2011年的毕业生中，50%的人的父亲或母亲在国民教育领域工作，而全部81名毕业生中只有3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一开始，法国国家学院的毕业生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包括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前总统希拉克）。但是，后来出身贫寒的人就越来越难挤进该学院了：竭力保持自身特权利益的富人和白人精英会为自己的孩子提供通过考试所需要的社交技能、经济支持和文化知识。

为准备考试，考生会在预科学校经过额外两年的深入学习。结果就是毕业生的相对同质化，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现任院长伯纳德·波考特（Bernard Boucault）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对于国家管理意味着什么：“为了清楚了解社会的需要，行政机构的人员必须来自整个社会的不同领域。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观点，但无论一个人思想多么开放、才华多么横溢，总有一些东西是只能从个人亲身经历中才能获得的。”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表达对民众同情的谦卑政治话语无论多么真诚，都不足以驱使决策者站在民众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制定政策。也就是说，代表民众利益制定政策不仅取决于同情，而且取决于社会背景。

政治决策的制定，尤其是政府高层的决策制定涉及不同利益间的权衡和取舍，政治家在面对竞争性的考虑时，很有可能为与他来自同样背景的民众群体争取利益。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有些人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甚至卡尔·马克思都不否认存在资本家（比如恩格斯）会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可能性，但让整个社会群体都这样“背叛”自己的阶层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政治精英团体是由来自某个特定社会背景的人组成，即便他们会做出特别的努力帮助其他社会背景的人，统治者或许仍会缺乏执行有利于其他族群的政策所需要的知识。即使由杰出的政治顾问提供详尽的介绍，出生于富裕和特权家庭的领袖仍将缺乏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从亲身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因此，政治精英由越来越狭隘的富裕特权家庭子弟组成的事实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无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话语说得多么动人，这样的领袖常常缺乏足够的动机和知识去为这些人争取利益。简而言之，政治领袖的社会背景越多样，政策制定的质量就越高。

那么，怎么办呢？在民主国家，问题并不是很难解决，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比如，在法国，民众不会投票支持被认为是特权精英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因为他们既没有动机也没有知识为民众的利益服务。

尼古拉·萨科奇当选总统的至少部分原因是，他被视为是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政治精英不同的人。人们渴望看起来更像他们自己的领袖，希望他们拥有高情商而不是单纯的高智商。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选区选举中利用充满敌意的民粹主义发言打败了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让–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cois Cope）：“何其蔑视！何其傲慢自大啊！科佣先生，这种傲慢自大将葬送你的政治前途。法国人民会转身离去。国民阵线的候选人是学生，是失业者。他们也是为家庭辛劳的母亲和工人。这些都是你抛弃的人。当然，他们不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我们更愿意与该校毕业生和高级管理者为伍。啊，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

无论人们是否倾向于让极右派的民粹主义者而不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统治国家，似乎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进入政界的该校毕业生将会越来越少。

在新加坡，民主过程存在诸多的限制，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失去政权，但执政党已经针对民意支持度下降做出了反应，如颁行了限制以家庭背景为基础的学校录取以及将获得政府奖学金的机会扩展到非名牌学校，覆盖更加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等政策，目的是让机会变得更加平等，并最终增加政治精英中来自非特权阶级的代表比例。

但是，这些措施仍然不足以对付政治等级体系的僵化和不灵活。即使政治领导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但如果他们是依据死板的、并没有适应当下情况的贤能标准选拔出来的话，就仍然存在问题。新情况要求不同类型的领袖拥有不同的品德。

在迈克尔·杨的反讽意义的贤能政治中，社会背景的影响已经被最小化，但是，因为领袖是根据狭隘的贤能标准——智商加后天努力选出来的，结果是统治阶层往往缺乏社交能力和公共服务精神。

在法国，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学家认为，对于像数学这种抽象能力的重视将稀释家庭和社会出身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名牌大学重视数学能力的招生选拔制度。而在众多考生之中只有数学成绩顶尖的5%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大学。

结果就是，法国精英的分析能力很强，但是在团队协作、倾听他人意见、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比较弱，而且往往很傲慢，因为他们逐渐相信，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己优秀，不是因为好运气或强大的社会背景。

（本文摘自贝淡宁《贤能政治》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