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荷兰军队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很长时间。其他国家很快跟风赶上，17世纪见证了很多进步。瑞典在火炮技术上赢得优势，路易十四当政时期的法国采用了刺刀，尤其是套在枪管外的套筒型枪刺（socket-bayonet），随着这些进步的出现，应对策略和防御工事也相应不断重新评估，其结果是促进了军事技术的更大发展。有些国家落在后面；就在18世纪的头十年，撒克逊军队仍然装备长枪。但是，战争的紧迫性并不允许很多军方人员仍然对其他军队的技术和技能进步一无所知；在危险的年代，军备竞赛一直是其典型特征之一。

欧洲这些发展的后果是当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遭遇民众时，他们在设备、火力和军队组织上的巨大优越性使其征服变得轻而易举，即便出现同等条件的抵抗的话。这个教训很早之前就在新大陆被西班牙人学去了。

或许最伟大的战争革命就发生在海上。直到17世纪，桨船海战的进步一直非常缓慢。局限于地中海的桨船海战在古典时期就开始了，这种方式持续了几个世纪一直到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这是最后一次桨船大战，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沿着地中海北岸领土扩张的终结。

在第一个伟大探险时代，跨越大西洋和环绕世界航行的船只是效率很低的小船；在16世纪末的海上冲突中，少数几艘专门订做的战舰在散乱的商船护航下匆匆驶入海洋战场服务，上面配有一些临时性的装备。这就是1588年伟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它在英国海岸附近被英荷联军和恶劣天气打败。海上的大部分战争都是私掠者抢劫商船引起，私掠者行为和纯粹的海盗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虽然前者的很大部分得到官方的批准。

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船只的高效率，一直被归功于高超的造船工艺和女王伊丽莎白海军主力舰的设计。它们比西班牙大帆船更快捷、更灵活，与此同时却能携带更重型的火力。其模式是第一对竞速型战舰，1570年下水的“远见”号（the Foresight）和1573年下水的“无畏”号（the Dreadnought），尤其是后者。大帆船设计中独有的高前甲板和后甲板被拆除，因此有了“竞速型建造”（race-built）的描述——这样不仅在外观上而且在实际上都变成圆滑的流线型，风力阻力更小，船顶重量更轻，这样运行速度更快，也更加灵活。

这在1588年与无敌舰队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作用，英国战舰能够首先攻破西班牙舰队。一位研究海军的历史学家写道“远远胜过它们”，英国战舰追击被驱散的船只进入北海，因为它们试图沿着英伦三岛北部海岸逃跑。在那里，他们遭遇了严重的暴风雨，这使得西班牙很多战舰被吹至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

这些创新连同17世纪大帆船向快速战舰的设计转变是国家的海上利益扩张的必然伴生物。但是，真正改变海战面貌的因素出现在17世纪后半叶——英国和荷兰之间的三场战争。发生在1652年和1654年的战争完全是在海上进行的，它由若干重大战役组成，这些战役向双方都展示了他们需要完全根据目的专门建造的舰队，上面的水手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从那以后再没有雇佣或者强迫商船为军队服务的情形了。

在英国，一支稳定的海军军官队伍建立起来。大型战舰不断建造出来，虽然仅仅能够在夏季月份作战，但因为效率非常高以至于小船已经从战线上消失了。海军的后勤保障要求比陆军的要求更高，人员、设备和粮草都不能等海军已经到了海上的时候再供应，因此必须组建高效的、以陆地为基地的基础设施以确保海军一旦启航就能充分运行。

第一次英荷战争，图片来源：www.rijksmuseum.nl

这场变化的后果影响深远。在英国，上个世纪已经建立起来的木工业、造船业、帆布、钉子、齿轮制造、橡树林的保护和管理以及其他方面，如今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从17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一直维持了庞大的海军，而应对海军需要而繁荣起来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清单长得很。在共和国时期（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后英国进入的时期——译注）海军在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的管理之下，在王朝复辟后，海军是在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的管理之下。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荷兰舰队被纳入在国王威廉三世领导下的皇家海军，英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队。

从1688年英国革命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出现，其中皇家海军发挥了核心作用。预示冲突本质的是这个事实：当国王威廉三世来到英国继承王位时，带来了100艘战舰和400艘运输舰组成的舰队，上面载着1.1万名步兵和4000名骑着马的骑兵。几天后，路易十四宣布对英国作战以支持詹姆斯二世的主张，随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海战，4年后英国在拉乌格战役（the Battle of La Hougue）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英吉利海峡两岸两国海军的对抗因此决定了接下来这个世纪以及以后的世界走向。

17世纪接连不断的战争状态促使了陆军和海军的发展，就这一情形而言，两大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除西班牙之外的欧洲主要国家的财富增加以及国家官僚体系的权力和效率不断提高。后者因为筹措资金为军队作战提供支持而成为必要，而战争中的后勤供应改善了国家机构的工作效率，它们必须应对涉及到的复杂问题。

指出这一点有其特殊意义：它显示了现代国家机构的出现是由军事紧急情况促成的，或者至少这些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争和紧急状况对卷入其中的个人提出了发挥创造力的要求，这不仅直接明显地体现在与武器和战术相关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战争前线大后方看似非常遥远的作战指挥室和工场车间等领域。现代行政制度的形成源于军事发展的观点是由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在研究1560-1650年的瑞典时首次提出的；虽然尚有争议，但笔者仍然有充足的理由推荐这一观点，这是理解现代世界观如何形成的另一原理。这是一个不仅涉及到官僚体系而且涉及到它所服务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本文选自A. C.格雷林 著 吴万伟 肖志清 译《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2月15日），第18章《战争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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