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最近半年多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彰显了西方“民主”的两大“亮点”。第一，人们可以高举“民主”的旗帜，自称自己的行为代表了“民主”，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公私财产，使社会经济发展受阻。第二，在“民主选举”中，鼓吹民主而阻扰社会发展的人，可以当选为议员，甚至可以成为议会中的多数（虽然只是不具备实质权力的“区议会”）。

“民主”本应该是“人民做主”、“为人民服务”、“有利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但香港的“亮点”却展现出悖论式的结果。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悖论呢？原因隐藏在西方民主理论的三个误区之中，以及理论误区导致的行为陷阱。

误区一，西方民主理论主张的多数制规则形成了趋中化的“自弱机制”。

民主制是“从众”“从多数”的，是要让多数人的意见成为社会的决策意见。多数人不是社会中最聪明、最优贤的人，不是最能够理性地分析问题的人，不能为社会作出最佳的决策。多数人中的很多人往往相当情绪化，尤其在其它众人的情绪感染下，往往根据情绪来作决策，而不作深刻复杂的理性思维。

在社交媒体流行的今天，多数人的情绪更是扩大了影响力，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信息很利于及时传播情绪，不利于理性分析表述，人人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大呼大叫，没有专业人士来作“质量鉴别”“分层筛选”，使得“大多数”的情绪可以抵制“少数”的理性。

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让最聪明、最优贤的人作决策，有利于该社会的发展强大；而让情绪化的大多数作决策，会削弱理性，偏离发展强大的轨道，这就是“自弱机制”。

当周边其他社会没有这种“自弱机制”的时候，受“自弱机制”影响的社会和它们竞争，就会处于很不利的形势之下。在粤港澳地区，粤和澳避免了“自弱机制”，港的竞争力被自我弱化，港的发展明显不如粤澳。

回想当年，香港已是现代化的富裕大城市了，而深圳还只是一个落后的贫穷小村，但是今天深圳已经快步追上了香港。澳门1999年回归中国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比香港差得多，但现在比香港强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数据，1999年香港是澳门的162%，而2018年香港只是澳门的56%，香港“自弱”了106个百分点。

中国内地民众直接参与基层选举，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决策中，真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决策是由省市和中央在经过广泛的调查、咨询、协商后做出的，因此既在程序和实质上都体现了“民主”，又不受西式选举的“自弱机制”影响。而且，中国内地很强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是先锋队，不是趋中化的普通大多数，党建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引领的作用，可以防止基层直接选举可能带来的“自弱机制”问题。

澳门的选举制度和香港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关键的不同。以立法机构的选举为例，澳门立法会有委任议员，占了21%的席位，直接选举的议员席位不到50%（委任议员是由特首行政长官委任的）；而香港立法会没有委任议员，直接选举的议员席位是50%，另外50%的席位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在目前的立法会中，澳门有33位议员，7人是委任，12人由法人社团间接选出，14人是直接选举产生的；香港有70位议员，35人是由分区直接选举的，35人是由功能团体选举的。

澳门立法会（图片来源：新华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帮助澳门减少了“自弱机制”的效应，这就是“外部势力的干扰”。由于平庸的大多数缺乏识破外部干扰的能力，他们比较容易受外部势力的影响，这些势力散布花言巧语，引诱人去做一些将使社会弱化的事情，因而加剧了“弱化机制”。

外来势力在香港非常活跃，英国美国都搞了很多活动。在澳门外来势力的活动则比较少，葡萄牙没有搞活动，美国的手也不活跃，这就使得“自弱机制”在澳门没有被进一步恶化。

误区二，西方民主理论主张的“选举权”造成了“自毁机制”。

在西方的“民主选举”中，个人有选举“权利”，却没有选举“责任”的制约。只要是有选举权的人，就可以去投票选择执政者，选举者没有责任去理解投票内容。即使对候选人一无所知、对其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全然不了解，也可以任意投票，也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