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路风、王晨、何鹏宇、李萌】

中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是什么？就提供必要条件而言，我们完全同意余永定老师关于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我们的立场来自于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视角，更加重视工业体系的长期运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果不仅是扩大目前的总需求，更重要的是帮助解除绑在中国工业体系身上的“绳索”，使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轨道。

我们厘清问题的切入点是经济增长与工业（第二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2000-2013年期间，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10.88%）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速度（9.95%）；在经济下行的2014-2023年期间，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5.42%）低于GDP的平均增长速度（5.96%）。

此外，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4-2023年期间有大幅上升（从48.3%上升到54.6%），但并没有抵消工业增长速度下行对于整个经济下行的影响。这个简单的分析告诉我们，近年来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工业增长速度的大幅下降。

2000-2023年间三次产业增长数据。最后一栏红色字体部分，表示工业增加值增速慢于服务业的年份。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就引出本文的主要论点：中国近年来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体系的增长动力受到“二分法”政策思维的压制。大约10多年前，中国社会出现一股由自由派经济学家所主导的强大“舆论”，它把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说成是“粗放发展”、“投资驱动”和“产能过剩”的，并因此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失衡”。于是，为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工业体系被从负面看作是问题的来源。

这股舆论促成了“二分法”的政策思维，它把中国经济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被认为已经丧失经济增长潜力的“旧动能”，即占工业体系主体的传统工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另一方面是被想象出来的“新动能”，即高技术工业或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如“互联网+”所代表的内容，当时半导体工业并没有得到关注）。更进一步地说，“二分法”思维认为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增长，而是以“新动能”代替“旧动能”的转型。

以历史的视野看，“二分法”思维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对这种设限的理论包装就是像某些经济学家经常随口讲的那样：“传统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了，再多生产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但他们自己也讲不清应该发展什么，所以经常拿那些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或数智技术的新产业以及金融业或高端服务业来搪塞。

实际上，自我设限的根源是对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恐惧。在模仿和跟随阶段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并获得权力地位的“精英”们，没有勇气和能力来面对中国继续发展壮大所必然带来的不确定性，于是宁可追逐眼前的权力和利益，也要回避为迎接重大挑战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中国连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就是“二分法”思维借口“产能过剩”而压制工业体系的增长动力。

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政治领导人所表达出来的“伟大复兴世界观”具有无比重要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个世界观解除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以不能改变世界战略结构为前提的自我设限，并以从全球观点思考国家命运的思维方式打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视野。沿着这个方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没有“天花板”，包括高技术工业和传统工业在内的所有工业需要经受的唯一考验是，它们能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

因此，如果这个“世界观”最终能够转化为新的经济政策范式，就会打破束缚中国社会能力进一步发展的“魔咒”。中国在这个关键阶段最需要的关键决策是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国家抱负，并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使支撑了国家长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走上互相强化的正循环。

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重新把工业体系放在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位置上。无论是否有人又会跳出来冠之以“放水”或“刺激”的污名，中国需要实施一次重大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其关键作用是使被流动性紧缩和运动式去产能所压制已久的工业体系重新“动”起来。一旦工业体系走上增长的道路，技术进步和创新就会加速，新兴产业才会崛起。

从长期的角度看，总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取决于生产发展，所以经济增长才是解决需求和消费不足等短期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要保证资金流入生产领域，中国生产体系的增长就会创造出比弥补信用扩张造成的财政赤字更大价值的收益。因此，以抛弃“二分法”的思想解放为前提，目前果断地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是必要的。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从理论上讲清楚工业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第二部分则追究“二分法”思维的“世界观”根源，并阐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观”的历史意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必要条件是彻底埋葬“二分法”思维，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光明起来的充分条件，则是在政策上重新把工业体系当作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一、工业体系如何持续影响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特征是人均产出或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而这个特征在本质上取决于工业体系——即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体系——的作用【1】。为帮助理解工业体系如何影响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集中分析三个方面：

工业体系具有各个工业相互依存的整体性；

工业体系的整体性是产生新工业的必要条件；

工业体系是科学技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主要“通道”。

这三个机制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看上去似乎无比重视科学技术的“二分法”政策思维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

1.1 口罩：一个理解工业体系的例子

由于读者可能对“工业体系”的概念一下子感到抽象，所以我们先举一个有“带入感”的例子。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时，中国市场出现严重的口罩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处于不同工业的中国企业开始迅速转产口罩，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从极度短缺到大量出口的“逆转”。

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这个事件，足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体系”的涵义。以下我们扼要回顾一下“口罩故事”的要点，除了单独注明的之外，其中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2020年2-4月之间（口罩故事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当时的媒体报道）。

第一幕，在突发的供应短缺下，一大批业外企业进入口罩生产。服装、家纺类企业因其原有的生产线优势走在转产的前列，如七匹狼、梦洁股份、水星家纺、罗莱家纺、爹地宝贝（婴儿纸尿布）等，但令人意外的是诸如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中石化、中石油、中国船舶旗下的大船集团、深圳地铁集团等企业也在第一时间开始生产口罩。

在区域层次，福建莆田市的制鞋企业在市政府的组织下转产口罩，而在安徽桐城及邻县怀宁、浙江温州等地则自发地出现口罩企业集群。2021年2月24日，《日本经济新闻》公布日本的“2020年新发售商品销量排行榜”，其中口罩类别的销量冠军是中国汽车企业比亚迪生产的平面口罩。

2020年，比亚迪公司的口罩生产线

第二幕，许多人以为口罩不过是个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其实符合标准的口罩是在洁净间的流水线上生产的，而且大量使用自动化设备。大批企业转产口罩需要专用生产设备，但市场一时无法提供。

在国资委的紧急部署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集团、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子、国机集团和通用技术集团6家中央企业开展口罩机、压条机等联合研制攻关，在一个月内就实现大量供货（各企业各显神通，出货包括平面口罩机、立体口罩机、“1出1型”、“1出2型”等），还解决了超声波焊机的短板问题。转产口罩设备的企业不止央企，除比亚迪是自己开发全部设备之外，总部位于长沙的工程机械企业山河智能集团也向市场供应全自动口罩生产线。

第三幕，大量生产口罩也立刻引起原材料的短缺。制造口罩的主要材料是无纺布和熔喷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国，供应不是问题，但技术含量较高的熔喷布却产能不足，市场价格暴涨。熔喷布的主要原料是聚丙烯，而聚丙烯的主要原料是石油和煤，于是中石油、中石化、国家能源集团和中煤集团都紧急扩产医卫用聚丙烯。当时聚丙烯的供应不成问题，问题卡在从聚丙烯到熔喷布之间一个不可逾越的环节——熔喷布专用料，它是增加熔喷布产能的主要制约因素。

也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到中石化集团公司指令的燕山石化成功建成熔喷布专用料的生产装置。与此同时，中石化决定与国机恒天集团合作，在燕山石化和仪征化纤筹建10条熔喷布生产线。此外，中石油下属石化院兰州中心也自主开发出聚丙烯熔喷专用料，中石油还在兰州石化和辽阳石化安排了4条熔喷布生产线。

第四幕，建设熔喷布专用料和熔喷布生产线也需要设备。除了早期救急时从国外购买了一些设备，“两桶油”大批量建设的熔喷布生产线都是依靠国产设备。例如，中石化项目的主设备及外协设备涉及全国各地80多家设备供应厂家（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

这时，“中国在核心技术上被卡脖子”的论调又出现在这个领域。3月22日，某权威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称，虽然国内提供熔喷布成套生产设备的厂家不少，但核心部件熔喷模头、熔喷丝板依然依赖进口。于是，“与其他很多制造产业一样，高端装备和关键部件是制约熔喷布产业发展的一个掣肘。”那怎么办呢？该文说：“如何整合联动力量，攻克高端核心设备，构建标准与拓宽下游市场，形成产业集群，是打破熔喷布产业瓶颈的关键所在，但这不会一蹴而就，依然充满诸多挑战。”

文章作者显然低估了中国工业的创造能力。话音刚落，浙江台州市精诚时代集团和江苏常州纺兴精密机械公司，以破纪录的速度设计制造出3.2米规格的熔喷模头、熔喷丝板（通常是1.6米），到4月上旬就向中石化的熔喷布生产线供货，而它们是在3月上旬才接到发改委、国资委的询问函的。

2020年3月12日，香港的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中国的‘口罩霸权’一开动，让人对过度依赖‘世界工厂’感到恐惧”。该报道称，疫情发生后，原本就占据世界一半口罩产能的中国，更是把原来一天2000万个单位的产量，提高到了1.16亿个单位。不过，这篇当时有点“耸人听闻”的报道还是大大低估了中国工业转产口罩的能力。

4月26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根据海关统计数据，仅4月24日一天，中国出口口罩的数量就达10.6亿只。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在2021年1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的介绍，2020年全年（3-12月）全国海关共验放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资价值4385亿元，其中口罩出口了2242亿只，价值3400亿元，相当于为中国以外的全球每个人提供了近40个口罩。

即使对于看似技术简单的产品，一个国家能不能具有以合理的成本进行生产的能力仍然是一件复杂和困难的事情。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曾一度以不符合美国标准为由拒绝批准进口中国标准的KN95口罩。但权力是需要有能力来支撑的，到了3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豁免了27家美国企业总计100多项进口中国医疗相关产品的关税，其中包括口罩和手套。

当时美国政府的确鼓励美国企业在本土建设口罩厂，美国企业也的确做出了努力，但市场后来还是被中国口罩所主导。原因很简单，中国口罩的生产成本是美国口罩的十分之一。2022年1月，美国疾控中心终于承认KN95口罩的有效防护性，数百名美国联邦众议员提前收到国会医生提供的KN95口罩。不过，口罩上都印着醒目的“中国制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口罩产能从日产2000万只猛增到10亿只，不是依靠已有口罩企业的增产，而是依靠中国工业体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创造出来的一个崭新的口罩工业——其产能规模是原有口罩工业的50倍。

几乎所有创造这个新工业的企业此前都与口罩无关，但它们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从原材料到设备再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它与疫情之前存在的口罩产业链没有关系。当然，当紧迫的巨大需求逐渐消退后，许多企业就会退出口罩产业链，但这并不会影响再次扩大或创造这种产业链的工业能力。

口罩的故事足以反映出工业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一，它必须具有众多的工业部门。这里的“众多”具有深刻的经济涵义：由于所有的部门之间都具有直接或潜在的需求和供应联系，所以部门越多，则该工业经济体的市场越大。第二，它必须具有能够为消费品部门提供生产设备和材料的资本品部门，这是一个工业经济体的增长可以自我持续的条件。

口罩产业链在中国可以被“召之即来”的情况证明，工业不仅具有纵向供应关系的产业链，而且还具有更根本性的横向关系，即所有的工业之间都具有潜在的联系，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有些联系明显，而有些联系不明显。但是，一旦出现新的需求（无论需求变化是由紧急情况还是由技术变化所引起），潜在的联系就会围绕着新需求迅速显现出来，变成纵向供应关系。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口罩产业链，其前提条件就是所有相关的工业都已经存在，尽管此前人们意识不到它们之间的潜在联系。大量生产口罩直接涉及到口罩制造、机械设备、专用合成材料、石油和煤炭化工、重大装备等工业（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口罩还可以与汽车工业直接有关），还不用说也涉及到电子（电脑、芯片、软件如控制系统、显示屏和通信网络等）、能源、物流等工业。

因此，口罩的故事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工业能力，而这种能力只能从工业体系的整体上去理解。

上面的初步讨论为我们以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不过，我们在结束口罩故事之际，留下一道有助于读者从工业体系视角看问题的思考题：口罩是低技术产品还是高技术产品？

1.2 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不可分割

工业体系是一个分工体系，其中每一个工业的发展都有赖于其他工业的发展。例如，生产任何工业产品都需要供应链，而任何供应链或产业链都包括不同的工业（如口罩的例子）。现代工业发展呈现出产业链不断延长或复杂化的趋势，反映出工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生产中间品的部门越来越多、中间品占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个趋势说明：工业的劳动分工深化是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例如，我们前辈的饮水方式是直接喝河水和井水，但现在人们大量喝的是瓶装的矿泉水或纯净水。今天与那时相比，饮用水同样是满足生命的基本需要，同样要从自然界获取水源，但已经变成被“迂回生产”出来的，其过程被插入若干不同的工业。因此，各个工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需求和供应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