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对抗，显然不是标准的族群冲突：因为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在前线都参与战斗。与莫斯科普遍看法相反的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乌克兰顽强抵抗的唯一甚至是主要动力。这种对抗不能像中东的许多冲突一样被视为宗教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长期以来都是世俗国家，不应高估两国正在进行的宗教复兴被赋予的意义。这也不是典型的边界争端，尽管未解决的领土问题仍然是莫斯科和基辅之间任何和平解决方案的主要障碍。

归根结底，当前冲突的核心是这两个过去共同构成“苏联世界”内核的国家，当前两国国内社会和政治生态已经截然不同。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现存关于国际体系和世界的两种看法，有着完全对立的原则性矛盾。关于今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应该被视为是合法的，什么应该被视为是非法的，我们有两种相反的看法。这同样在有关国家权力的性质、合法性来源和有效性标准的基本问题上也存在决定性的分歧。

未必有人会争辩关于乌克兰已经成为西式自由民主的典范，但不可能看不到这个国家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尽管速度很慢，存在前后不一致，不可避免地失败和挫折。反过来，俄罗斯也绝不是一个亚洲或欧洲威权国家的典范。至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越来越持续地远离自由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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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社会试图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来建构，而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则基于“自上而下”的原则。自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来，乌克兰已经有六位总统，每一位总统都是在激烈且不可预测的情景中赢得了大选，有的甚至还非常戏剧。而俄罗斯在这三十年里只有三位国家元首，每一位新领导人都是经过前任精心挑选、持续准备和长期的支持。

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争论苏联文明的两个最大片段之间出现如此迅速地分歧的原因，以及它们各自进一步演变的可能轨迹。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必须说明，两种社会组织模式的根本不相容，不仅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变成了一场可怕的自相残杀的军事对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历史性对抗中各方的行为逻辑。

管理干部的招募、国家宣传的组织、民众的政治动员、军事行动的规划、与朋友的互动以及同对手的沟通——在诸如此类乃至其他领域，两种相互竞争的后苏联模式正在经历着一个可称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碰撞试验（紧急测试或者碰撞试验）。试验的结果可能会产生超越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长期影响。

乌克兰可能会说，这里给出的碰撞试验的条件显然是不公平的：俄罗斯比乌克兰面积更大、更富有、军事上更强大。但另一方面，乌克兰享有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以及来自西方的几乎无限的军事、经济、人道主义和情报支持。而俄罗斯虽然拥有一切客观优势，但只能依靠自己，除此之外，还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制裁压力。

西方在许多方面都是正在进行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因此他们今天社会的组织模式也正在经历着自己的碰撞测试，尽管不是以基辅和莫斯科所接受这种严酷形式。可能许多俄罗斯专家喜欢争辩说，西方的大规模军事和其他援助是乌克兰尚未崩溃和投降的唯一原因。但这种逻辑很少能解释乌克兰社会的动机来源问题。以阿富汗为例，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所有长期大规模军事和其他支持，并没有阻止塔利班不可阻挡的攻势和喀布尔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政权的迅速垮台。当然，将乌克兰和阿富汗进行比较并不完全合适，但在我们看来，政治现实是比较明显：2021年的阿富汗人没有动力为自己的国家和价值观而努力奋斗，而2022 年非常多的乌克兰人显然有这样的动力。

正在进行的两种模式的耐力测试赌注非常高。这不仅关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未来，也关乎国际体系的发展前景和世界新秩序的基本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事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政治家们将在什么基础上开始建立他们喜欢的国家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显然，今天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乌克兰的伊久姆或塞维罗涅茨克，也是为了那些将要建设新世界未来政治家们的思想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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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将如何结束，至少可以提出三种情景，每种结果都会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后果。

如果莫斯科在这场史诗般的军事行动中被彻底击败，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世纪之交“单极时刻”的世界政治复苏——无疑北京是反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乌克兰可以成为普京“未竟事业”，那么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无疑与西方许多政治家一样是“未竟事业”。乌克兰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最终将有可能解决西方三十多年来一直未能成功解决的问题——“驯服”和“驯化”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会让西方大幅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是建立全球自由主义霸权和期待已久的“历史终结”到来的唯一严重障碍。

如果冲突以莫斯科与基辅之间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不完美但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妥协而结束，那么俄罗斯与乌克兰发展模式之间冲突的最终结果将再次被推迟。两种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根本竞争无疑会继续下去，但会以一种不那么激烈的方式进行。形象地说，我们将看到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在赛道上的争执，而不是迎面相撞。

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不那么理想的妥协之后（而且很可能是暂时的），可能会有西方与中国之间更重要和更根本的妥协。如果西方领导人与普京之间仍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那么随后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将是其合乎逻辑的延续。当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协议需要双方都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政治灵活性。但协议的结果将改变世界，包括以联合国体系的重大转变来改革世界秩序，使古老的国际公法规范现代化，重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

假设在可预见的未来，乌克兰的冲突根本不会以任何协议结束，而会以一种熟悉的模式——“升级 - 各方的消耗 - 不稳定的休战 - 力量积累 - 新的升级”——继续下去，那么它很可能会成为现代国际体系最终崩溃的催化剂。无效的全球和地区国际机构最终将失去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军备竞赛将急剧加速，核武器扩散的连锁反应将开始，地区冲突将成倍增加，国际恐怖主义将猖獗。这种变化将导致未来几年普遍的不稳定甚至混乱，只有在这种不稳定和混乱很久之后，新的世界秩序才会开始萌生。

评估这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的概率是极其困难的——太多的变量会影响军事对抗的演变。但至少可以谈谈结束冲突的首选方案。从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来看，这种选择似乎是为达成一个虽不完美但稳定的政治和外交妥协，冲突各方都可以声称他们的“胜利”。

其他选择要么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阻止世界政治中亟需的结构性变化，要么会导致非常突然和毫无准备的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整个人类面临的政治风险将成倍增加。如果当前危机的结果是一个渐进的、相对有序和尽可能非暴力地过渡到一个更稳定的世界秩序，这将意味着当前悲惨对抗的受害者并没有白白失去。

【5月21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官网发表该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的文章《俄乌冲突结束的三种场景》；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杨雯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