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永年】

旧国际秩序的崩坏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二战以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了。旧的秩序在迅速瓦解，强人政治在世界大国间再度流行起来，各国野心勃勃，虎视眈眈，希冀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寻找一切机会，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区域秩序乃至国际秩序。

俄罗斯的普京总统就是其中一个强人。孱弱的国际秩序遭遇强人领导的大国政治，结果就是战略力量的重组和碰撞。当然，旧秩序的倒塌并不意味着新秩序的确立。经验地看，所有国际秩序的倒塌或者重新确立的背后都是血与火、暴力与战争。

俄罗斯很多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拉拢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这一次，普京为了寻求安全感，极地反击，把目光扩大到整个乌克兰，在未来诞生一个“小苏联”不是不可能了。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与北约东扩在战略上对俄罗斯步步紧逼有着必然关系。

美国西方把此归结为普京本人的不安全，但这是对普京和俄罗斯民族的不理解甚至妖魔化。北约制造的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极度不安全。美国资深外交家乔治·凯南在北约开始东扩的时候就早已经预见了这场战争。

1998年5月2日，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了北约扩张计划，《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给凯南打电话采访他。凯南是美国成功遏制苏联政策的设计师，1926年开始在国务院工作，1952年出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被视为美国最厉害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当94岁的凯南问到他对北约扩张的看法时，他回答如下：

“我认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北约一旦扩张，俄罗斯将会逐步做出对美国相当不利的反应。我认为北约扩张是个可悲的错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这种扩张会让我国的制宪元勋们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我们已签署了同意保护一大批国家的协议，尽管我们既没有资源，也不打算以任何认真的方式这样做。（北约扩张）只不过是对外交事务没有真正兴趣的参议院的愚蠢举动。让我不安的是，整个参议院对这件事情的辩论如此肤浅无知。尤其让我不安的是把俄罗斯说成是一个极想攻击西欧的国家。

人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们在冷战时期反对的是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而现在我们正在背弃的，正是那些发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不流血革命、推翻了苏维埃政权的人。而且，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与我们刚刚签了协议要保护的那些国家的一样先进，如果不是更先进的话。俄罗斯当然会对北约扩张做出不好的反应，然后（主张北约扩张的人）会说，我们一直对你们说，俄罗斯人就是这样，但这真的不对。”

今天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凯南所预见的。如果说北约扩张是无知无畏政客们的决定，那么今天美国政客们对普京的“无奈”也可以理解了。可以说，他们是眼睁睁地望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不过，乌克兰今天的局面不仅仅是美（北约）和俄罗斯两大国互动的结果，乌克兰本身也扮演了一个角色，甚至是关键角色。历史上，无论是帝国时代还是主权国家时代，小国必须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因此必须拥有具有高超政治算计能力的政治家和高超的外交才能。但所有这一切离今天的乌克兰实在太遥远了。

第一，天真的政治人物幻想着依靠美国和北约的力量以求得自己的安全。独立以来，乌克兰的不安全感是确实的，但乌克兰的安全感只能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来实现。乌克兰领导人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想通过“引狼入室”的方式来求得安全。

但问题在于，一旦乌克兰“引狼入室”，那么俄罗斯就没有安全感了。一旦当大国俄罗斯感到不安全了，小国乌克兰必然成为自身行为的牺牲品。大国的这种行为在帝国时代司空见惯。近代以来，基于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在理论上说是要保护小国的。但是，这仅仅是理想，并没有出现在实践之中。

第二，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化。冷战结束之后，全国各国掀起了一波“民族建构”浪潮。史学家安德逊的《想象共同体》名噪一时，很多知识分子幻想着用一些世俗价值观，例如“民主”“自由”和“人权”来构建“新民族”，并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往往妖魔化原来自己所属民族。乌克兰的知识分子亦然。他们幻想着只要和自己具有同样价值观的西方站在一起，他们就有了安全感。但现实是残酷的，这种道德勇气很难转化成为现实。

第三，精明政治家的消失。对小国来说，外交是生死问题，不是儿戏。但在民粹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政治局外人”登上政治舞台，执掌最高权力。这些人往往既无内政治理能力，更缺失国家所需要的在夹缝中生存的高超外交能力。除了挟持老百姓的能力，他们一无所长。结果往往把国家带向灾难。

无论如何，乌克兰危机只是旧国际秩序解体的表象之一。北约和俄罗斯你来我往的行动模式，正好反映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各国的行动逻辑，而它们的行动在效果上又反过来加剧了旧国际秩序的崩坏和新国际秩序的形成。

今天回过头来看，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既意味着建立在冷战两极格局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瓦解，也意味着新秩序种子的萌芽。19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理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广为流传。

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两国主导确立了“自由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形成的直接背景便是欧洲国家之间进行的一战和二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甚至是西方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建立“自由世界秩序”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以后不再出现导致一战、二战那样的国际条件。但荒唐的是，这个“自由世界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起点便是这个秩序的“全面胜利”，即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

尽管苏联和以其为核心的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内部复杂的因素，但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胜利。这一判断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内外部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个表现就是就是美国帝国的扩张过度。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美西方很快占据了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尤其在东欧和中亚。俄罗斯的不安全自然是北约过度扩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