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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文化政治”:文明国家的存在理由
关键字: 张旭东:从文化自信到文化政治--全球化时代“中国道路”的理论自觉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Q:要更进一步了解您复杂的理论,包括您之前说的您与亨廷顿的区别,可能要读一下您这本书了。您能否再简要地介绍一下自己的著作,方便读者进入。
这本书跨的幅度比较大,大家看目录的话,可以看到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谈国家的根基。这本书叫“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不言而喻,我认为文化和价值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国家的政治、体制,更不用说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是外在化的东西。但是这些外在化的制度、实力能走多远,归根结底在于它的文化力量和价值这个根源。所以这一部分主要是讲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一个题目不能泛泛而谈,我处理的是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是处理当代中国社会的连续性和内部断裂的问题。比如我们改革的30年和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在什么意义上、什么程度上是连续的;又在什么意义上、什么程度上是断裂的。这涉及到很多很多思想的问题、价值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争论很多,大家都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民国的历史,民国以来的历史和帝国时代的历史,中国的文明进入近代以后充满了断裂,每次断裂代价都非常大,都带来了关于认同、关于价值基础、关于文化和社会根基的一次动摇。我提出了“两个六十年”的阶段论,即1919-1979的第一个六十年,和1949到2009的第二个六十年。前面是激进革命、移风易俗的六十年,总的趋势是“向上走”,直到“高处不胜寒”;后面是从开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到“改革开放”的六十年,除去“文革十年”的插曲,总的趋势是“向下走”,是务实、摸索、承认并寻求认识经济规律、满足普通人的物质文化需求。两者的重合部,是中间的三十年。这样分段不是为了别出心裁,而是想避免“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简单对立,强调在历史的长时段中看中国的发展,同时强调毛泽东时代在各方面的奠基意义。
处理连续性和断裂,目的也不是要一味强调连续性,回避或淡化断裂。因为每一次断裂不但是一次历史挑战,也是一次历史机遇。每次对断裂的克服,都会进一步强化连续性的内在强度。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和集体经验,我觉得就是在断裂、危机和克服危机的这样一个紧张状态中形成的。今天的中国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和的:经济生活、日常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儿,有自己小小的幸福的追求,个人目标和愿望满足,这是一个社会回归常态,是好事儿。但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个我们立足的、平稳的、相对来讲比较正常的社会下面的地层结构,实际上是高度紧张的、压力非常大的,有很多错位、断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基。
第二个方面是“主权者”概念的引入。这也是我最早发表在观察者网上的文章,当时采访的也是你吧。引入政治哲学范畴里的“主权者”概念是要标明在今天中国形式和国家法律秩序里那个隐秘的最高权力。对于这个“主权者”(the sovereign)我们怎么理解?是人民主权呢还是天赋皇权呢,还是有一个什么更高的神权呢?归根结底,中国社会那个作决断,包括认同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意义上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在最高政治权力、集体行动意义上的那个力量在哪儿,在关键时刻如何出场、如何决断?这个主权者无疑必须是一个不可分裂的统一体,它是民族、国家和文明最高利益的守护者和裁决者,它存在在政治哲学意义的自然界,因为在它之上再没有任何权威。平日里它蕴含在法律的正常运行之中,所以是看不见的。但一旦出现事关国家民族兴废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个主权者就会露出真面目。此时国家的政治本质和文化本质,就可以被看清楚;同时,国家和国民的在政治领域里的真实关系,也被再一次确认。可以说,主权者的在场,是克服历史断裂、确保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每一次渡过危机,也都确证了这个“主权者”的在场。
Q: 在我参加过的几次关于您新书的讨论会上,大家似乎对“新人”的概念很感兴趣,您是要把人民共和国的根基放在“新人”这个概念上吗?
“新人”的概念涉及到新中国根基的人方面、历史主体的方面。我想先提一下“第四等级”的概念。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时代有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的区分。第一等级是僧侣等级,是服务于神的;第二等级是国王、贵族,是人上人;第三等级是中产阶级。今天我们的世界是中产阶级建立的世界,尽管中国是革命立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历史环境是中产阶级社会,是当年的资产阶级,或者中性地讲,叫中产阶级、市民阶级。他们通过从王权和神权中解放自己,通过海外扩张、殖民、市场、技术、战争以及一系列革命和改革,“按照自己的面目”打造了这样一个现代世界。这是今天中国人面对的给定的历史条件。
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等级划分
现代中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格局探索自己的道路,给定的历史条件是中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来的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中国人面对的最大选择是说:我们只是要在我们的国界、社会的框架内,复制出一个世界历史上已经由别人确立下来的第三等级吗?第三等级在法国革命时期是革命阶级,到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坐天下的、守成的甚至是保守的阶级了,只是在技术更新、风险投资的等于,我们还能看到它的一点点“革命性”,但那也多半是资本的革命性或创造性毁灭,而非这个阶级的内在品格了。。它即便不是一个反动阶级或没落阶级,但它至少可以说它是一个establishment,是一个功成名就、坐享其成的阶层吧?各种制度是它设计的,而且是它为自己的利益设计的,它在自己设计的这个制度里是得其所哉,虽然嘴上讲平等,实际上心里是不太想让“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都过上他自己的日子的。
提出“第四等级”等级概念,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中国正在奔小康或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中国“无产阶级”仅仅是要照猫画虎地比照历史上那个中等阶级复制出一个新的我,,我们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一是我们人口基数太大,国内乃至全球资源恐怕也承载不起四倍于美国人口、以美国生活方式为奋斗目标的新中产阶级。除非我们在中国社会内部同时也复制出一个有着相似贫富比例的等级关系,比如十分之一人口是中产阶级,十分之九仍然是无产阶级,或者说是底层,而且这个庞大的底层基本上没有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可能。如果只成就了这样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将是处在一个内部的分裂状态,它在政治、经济、社会的意义上,也就没有任何新意可言。但如果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最终都要过上好的生活,那么这个新的或晚到的“第三等级”就必须在基本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意义价值系统上突破历史上的那个“第三等级”的局限性,它就必须要标志这一种“新人”的出现。这种“新人”带来的将是一种新的质,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量的增长。在纯粹的量的增长上带来环境的问题、带来资源分配的问题,带来利益冲突的问题,还有可能带来战争。但新人却是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和社会形态、新的价值观的产物。
从“第四等级”过渡到“新人”的概念,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命题:中国中产阶级若想成为第三等级,它就必须成为第四等级。它要把由自己的经验、实践、理想、价值共同决定的那个第四个等级,推向世界历史的舞台。要把它作为定义一个世界历史意义上新的阶级、新的阶层、新的生活世界、新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标准。只有成为第四等级,中国人才能为世界历史上真正的普遍的、最后的第三等级开辟道路。这个“第四等级”不仅仅是历史上更晚近才冒头的、人口基数更庞大的“第三等级”,而是一种新人,它带来一种新的劳动生产方式、新的社会组织、新的财富分配原则;带来一种新的价值和新的集体性气质和面貌。“新中国”是被“新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是这种“新人”的国家,这种人性的新的内涵,才是“新中国”真正的精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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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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