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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文化政治”:文明国家的存在理由
关键字: 张旭东:从文化自信到文化政治--全球化时代“中国道路”的理论自觉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政治的内容其实就是文化,就是围绕着国家的概念组织起来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认同。除了这个理由,国家并没有存在的根本理由,即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为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根本认同,是这种认同的外在形式化。”
——“真正扎实的国家、社会型态,必须建立在一体化的、得到绝大多数公民认可的政治体制上,而这种体制,又需要植根于在实实在在的宗教-文明土壤里。同时,任何一个国家或文明体,对外则要接受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按亨廷顿的标准,美国的内外政策恰好是拧巴的,对内推行多元,对外推行一元。”
张旭东
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中国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讲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
林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Q: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提“文化政治”这个概念,还出版了新书《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近期的几次新书讨论,恰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他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您能不能跟我们再解释一下“文化政治”这个概念。
我觉得“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这几个词用得都很到位。事实上,把“文化自信”提升到“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基础这个高度来谈,已经点出了文化本身的政治意义。我这本书是十几年来文章的合集,其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摸索和不断明确化的思考过程,这个过程的主线和结晶,就是“文化政治”的概念。
“文化政治”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概念的统一体。它不是鼓吹文化为政治所用,或致力于文化的政治化,而是力图阐明: 文化本身,就其最根本、最内在的文化属性和终极追求来说,本身就完完全全是政治性的。但这个政治不是狭义的政治,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政治,指的是一个生活世界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和对自身安全的捍卫。从“文化政治”的逻辑看,政治不过是生活形式的文化强度,而文化则是生活形式的政治强度。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生活形式本身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两者之间互为内容和形式,互为表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在文化领域的自我理解、我们的情感、价值、具体到我们如何拿筷子、怎样孝敬父母、跟朋友、同学、老师如何交往等等一切中国人认为在文化意义上使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东西,本身都具有潜在的政治性。这些文化因素不仅只具有文化的属性,同时在它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自觉和自信的意义上,在伦理、情感、价值观、理想的意义上,都具有潜在的但却是强烈的主体性,具有捍卫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意志和决心。这种内涵于文化本身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可以经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转化,在一瞬间进入政治范畴,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属性,产生出实实在在的政治力量。出于爱山河、爱家园、爱文化而爱国、由“保种保教”而保国、由朴素的“救亡”冲动,即拯救文化或文明意义上的国家而走向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政治革命的例子贯穿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以往我们只是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经验范畴里考虑文化能量向社会政治能量的转换。“文化政治”的概念,是试图在理论上对它做出新、更为严格的分析和概括。
Q: 看来您在这个概念里面注入了很多思考。但一般知识分子谈到文化时,似乎不太愿意考虑它内在的政治性,而是比较偏爱文化本身高雅、独立、精英、纯粹一面,许多人对政治因素干涉文化领域有很深的戒备甚至反感。您现在重提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强调文化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文化,那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是怎样相互转化的呢?这种转化只有在国家这个整体性分析框架里才能说清楚吧?
任何一个生活形式都是由文化因素构成的,这是它的“自然”。但这个自然意义上的文化世界,一定同时具有政治性的内核和外部边缘。在与其他生活形式接触时,特别是同进攻性的、敌意的、试图根本否定自己存在理由的“他人”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文化世界的外部边缘会把外部威胁和冲突的紧张感传输到系统的内核和中枢,原本蛰伏在自然的文化状态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这时就会被激活,发生向政治状态的转化。这时,一个文化共同体就会展现出它内在的政治强度。无法达到这种政治强度的文化或文明形态只能归于消亡,因为在这个事关自身习俗、伦理、情感、审美、价值和信仰体系兴废存亡的“政治的关头”,作为这种文化和文明载体的活生生的人,必须要为自己的存在方式辩护,不但要展示对自己生活世界的爱,而且最终要有捍卫它、为它而战的意志、组织、技术与能力。只有当面对要从根本上否定自己存在的正当性的“敌人”时,文化世界才会达到“政治”的强度,但这个“政治”强度点自始至终结构性地内在于文化或文明整体。可以说,在国家竞争和文明冲突中,文化本身是具有自我肯定的意志和战斗性的社会组织和观念系统,本身就具有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在理论概念上,叫做文化政治。可以说它是这种问题意识的表述方式,是一种理论建构。
反过来讲,“文化政治”的概念也可以从“文化”的维度帮助我们认识“政治”的历史性和价值内涵。任何一种政体和社会制度,任何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系统,都必然有一个文化和价值的基座、框架和参照系,古往今来人们有时候用宗教的方式、有时候用“文明”的方式,有时候用普遍阶级的方式去界定它。任何一种政治形式,就其内容和基本诉求来说,必然来自特定的文化机体,来自特定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包括情感、风俗、伦理、道德的积淀。每当一个政治共同体出现内部的危机,在道德沦丧、制度败坏、不同社会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威胁到社会和谐甚至国家安全的时候,政治共同体的重建,也往往必须再一次诉诸“民心”和“天命”,也就是寻求从更大的文化与价值系统内,开辟新的合法性来源,建立新的政治权威。无论面对外部还是内部的敌人,文化和政治在保卫或重建秩序的过程中都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力量。在这里面,政治的终极要求是“区分敌我”,在直接的引申意义上还要求一切政治性存在的战斗性和自我牺牲。但我们可以设想:没有人会为抽象的、苍白的、概念化的标签或口号去冒生命危险。政治的社会动力和历史动力,必然来自于更深处的、结构性基座性力量,是这种情感、信念和理想,驱动人们为自己认为最可宝贵、界定自己生命意义的东西去奋斗和牺牲。
但这种构成政治世界里面最根本的动机和动力的东西,本身却并不能直接被政治生活生产出来,而只能由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长期的培育而产生。这种长期自然养成的价值资源,就是广义上的文化。这种类似与自然资源的文化资源,虽然不能由政治系统去生产,但却需要政治意识、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去体现和捍卫。可以说文明意义上的文化从来不是“非政治”的,而是必然体现为国家的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反之,具有历史实质和政治本体论真实性的国家,也必然是它所植根和捍卫的生活方式的外在化。
进一步看,在“文明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意义上讲,法律与政治秩序、体制、道路等等的历史实质、内在构造都是文化,但这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文化,而非简单地同政治对立、追求自身独立和“自律”的“文化”。同样,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政体是文化的外化和具体表述,而不是仅仅追求自身“理性化”的单纯的利益集团和行政系统。古往今来,文化政治从后台走向前台的时刻,往往是文化最终必须为这样或那样的政治与法律结构提供框架性支撑的时刻。一旦当政治与法律结构无法靠自身的意义系统或“正当程序”维系,或出现了单凭政治与法律的外在权威解决不了的“正当性危机”时,“政治”领域就被迫诉诸一个更大的“文化领域”,法律内部、政体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必须诉诸法律之外、政治之外的生活世界、历史世界去重新界定自己的合法性、正当性来源,形成新的共识、新的认同、新的社会主体和政治基础。在这种“非常”时刻,平日在“正常”状态下各自诉诸各自社会空间内的自律性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就显示出它们深层的相互依赖、互为表里的关系。政治国家所依托的、它所能够援引的更大的意义框架就是文化。这是文化政治概念的又一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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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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