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佳山】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指数式增长，从相关选秀节目的“非法集资”丑闻、到“娘炮”和过度“泛娱乐化”现象，以及近来的“倒奶”事件等，“饭圈”至少从2018年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全民性的舆情事件。

当下，“饭圈”所指涉和涵盖的问题及其复杂影响，并不只是限定在文娱领域，其正在向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重领域持续不断地扩散。特别是考虑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清晰趋势，这已不是一个关于潜在可能性的抽象讨论，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外在“围堵”“取缔”“封禁”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

眼下在对于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这一轮讨论中，始终未触及到基于人口结构视野的充分讨论，即并没有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深入到作为新的明星制度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肌理和结构中去探讨其生成机制和演化路径。

一旦了解到我国社会的基本人口结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就会充分意识到相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解决相关问题的“窗口期”也十分有限。而且，如若错失解决相关问题的“窗口期”，由“饭圈”所激起的时代涟漪还将产生更为复杂的长周期历史影响。

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也并不是我国一国孤立的文化现象，在北美、西欧，在日本、韩国等诸多地区和国家，同样有着不同范围甚至更为激烈的呈现和更为复杂的渊源。在未来世界，随着作为自然规律的代际的不断更迭，“饭圈”的效应和影响还将进一步放大，不仅仅会更为深层地潜在影响我国主流社会的样貌和气息，对于区域和国际间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互动和交流都将产生更为深远的辐射和影响。

打榜倒奶事件，令人痛心。

第四次“婴儿潮”的整体“缺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出现了三次结构清晰的“婴儿潮”(即特定区域某一时期内人口出生率大幅提升)：

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此阶段出生人口的绝对增长数量并不高，但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心理；

第二次则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迎来了5000年来中国社会出生人口最多的时代，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力“婴儿潮”；

而今天已经登上社会舞台并开始发挥主力作用的“80后”、“90初”一代作为第三次“婴儿潮”，是完全在新中国的框架下产生的，是人口结构意义上的主力“婴儿潮”的回声，也可以说是次生“婴儿潮”。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同步开展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结构性累积，使得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本应出现的第四次“婴儿潮”并没有随着代际的自然更迭如期而至。2018年，我国的新生儿出生数量更是明确地进入到下行通道。在可预见的未来，现有的人口结构都很难在中长期内发生显著的结构性翻转。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从人口结构的视野，重新审视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就会发现我们在对其生成机制和演化路径的相关讨论中，远远没有充分有效地深入到中国经验的当代现场。因为，当前以“95后”“00后”“05后”为主体的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有着前所未见的代际特征。

通俗地讲，他们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一代，正是在计划生育的历史背景下，作为20世纪60年代主力“婴儿潮”的次生“婴儿潮”而存在的。当初代独生子女开始进入婚育年龄，也就是完成了从独生子女到独生子女这一代际传递之后，“原子”式的家庭结构开始在我国社会大规模蔓延。

这才是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能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完成指数式增长的基本框架。在家庭关系内部，“95后”“00后”“05后”不再面对传统的“七大姑八大姨”式的中国式家族，他们在脱离婴儿期之后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初期，都不再有过往代际所习惯的中国式家族的表兄弟、表姐妹的经常性往来和陪伴式成长。不仅如此，在家庭关系外部，“95后”“00后”“05后”这一代同样面临着过往代际从未面对过的社会环境，即第四次“婴儿潮”的整体“缺席”，使这代人在邻里、学校环境内，同样缺乏日常性的同龄人陪伴式成长。

因此，从“95后”开始，作为整体性代际特征的群体性“孤独”气质，开始愈发强烈。陪伴式成长匮乏症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亲密关系匮乏症候，随着“00后”“05后”等代际的自然更迭被进一步强化。更为残酷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尚未见完全逆转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