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沙利文在外交关系协会（CFR）的演讲。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发表演讲（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引起各方关注的首先是演讲的标题《中美关系的未来》。在今天世界格局下中美双边关系是各方高度关注的一组双边关系。沙利文此次演讲的背景是他与中国外办主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曼谷进行了第三次交流。在这次演讲的问答环节中，沙利文明确表态，经过三次交流，中美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正在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事先虽会准备一些谈参和谈话要点，但是在对话中这些便会被放在一边，而是进行战略沟通。

换言之，此类交流是中美之间就对外战略进行交底的对话。这种交底有助于对各方的立场、观点、某些政策背后的真实意图形成准确的认知，避免误判与基于错误的认知和不当的理解的不必要的摩擦与风险。同时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种中美两国日趋以平等的方式去展开对话的新阶段。

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说，在沙利文的讲话中重申了美国之前的一个认识：在美国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图、有实力对国际秩序进行重塑。这里的国际秩序特指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及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构建的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在美方看来，中国是试图重塑秩序的挑战者，而就中方来说，美国构建如此秩序时，并未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合理的核心利益，所以这套秩序必须要进行调整。其原因不是中方对美国有意见，或者试图取代美国，亦或者要推动改变美国的国内制度，而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发展使然。

比如说台湾问题，对此美国有一套它的安排，通过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里根政府对于台湾的所谓“6点保证”等加以体现，核心无非是要干扰中国的统一进程。在这类问题上双方一定是有争议矛盾和摩擦存在的。

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我们需要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以更加精确稳妥的方式，尽可能减少成本，降低风险。而站在美国的角度，它就会把中国视作为对于美国国际秩序的挑战和重塑。如此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构建一条双边对话通道，进行坦诚直白而具有建设性的沟通和交底，对于中美双方的关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中美关系日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24年1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曼谷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会晤。图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具体关于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沙利文对此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表述。这个表述可以看作是在经历了4年左右的拜登的第一任期之后，美国这届政府对于对华战略的系统性总结。其基本特点就是:中美关系需要一套新的战略，并且这套新战略需要具有某种延续性，而拜登政府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对话新战略，但是形成了三点基本的认知。

第一，他不会走特朗普的路线。所谓特朗普的路线就是无限制的全面对抗和摩擦。他认为这套政策最大的风险在于它会导致中美关系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与意外而引发全面冲突，甚至是冲突的失控——今天中国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和中国发生一场全面冲突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第二，沙利文明确表达，美国拜登政府并不愿意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美方构建的中美关系传统框架中。这个传统框架中的一个核心点，也是此次讲话中引发各方普遍关注的表述，就是沙利文承认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美国或明或暗地尝试用各种方法对中国进行改变的意图战略趋于失败。

这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2017年特朗普白宫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在离开白宫后提到的一个观点：1972年中美破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假设，通过跟中国的接触可以实现对中国政权的更迭，并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当然为了避免误会，我们也要明确，不要认为美国政府有一个跨党派的长期延续的所谓对华战略，很多时候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刺激和反应特征，它和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国家利益以及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双方的力量对比持续变化。在中国实力整体性提升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实力强弱的认知也不断变化。

所以至此，沙利文做了一个总结：美国现在清醒地意识到，就目前的态势而言，美国试图要通过跟中国的接触去实现对中国的改变，无论方式是明是暗，统统趋向于失败。

第三，沙利文明确指出，美国承受不起，也做不到在不与中国打交道的情况下构建一套战略。换言之，它没有办法简单复刻与苏联基于遏制的冷战式的战略。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并非美国没有意图，而是经过了特朗普与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实践与尝试，从实践效果上显示趋于无效。

那么现在拜登政府的战略是什么？可以理解为一种渐进主义的修补型的条件反射式战略。这个战略基于对于中美关系现状认知，用布林肯的话来讲，这套战略包含三个支柱：一是投资美国自身，二是发展美国和盟友的关系，三是与中国进行竞争。

所谓与中国竞争，美国又试图实现两方面的目标：一方面，对于那些它认为对中国实力增长至关重要，并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冲击和挑战的领域进行全面的遏制，集中聚焦在高科技领域。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策略，从先进制程芯片到先进人工智能相关，对中国进行制裁，这也被认为是拜登政府的重点。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有尝试追求避免在此过程中走向全面的摩擦和对抗，试图保持跟中国的对话。

在过程中，其实沙利文并不能提出美方的一套完整的战略论述，但是他描述了美国选择的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没有兴趣重建它认为已经过时的结构和机制，也就是所谓重回特朗普之前。这对于中方来说，很多研究者和分析人士都提及的比较良好的乐观的预期，即通过有效的沟通方式推动中美关系进而回到良性的正常发展轨道，其实已经行不通了。

第二，不会为了对话而对话。美国尝试每次对话都能够达到某种实质性的成效，最终导致中美关系现在呈现一种两分的局面。一方面，在宏观战略上，美国压制中国的意图和尝试正在变得日趋明显；而在工作层面，美国会积极地与中国进行沟通和对话，形成一系列功能性的议题，比如共同应对芬太尼的扩散以帮助美国国内解决毒品泛滥等问题，还有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议题上，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为代表的新鲜议题中，与中国进行合作。此类对话不仅在专业领域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同时对于中美关系来说，也具有某种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第三则是中美两军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机制，保持中美关系处于战略稳定状态，避免由于不确定性、突发事件和意外风险等刺激而出现某种失控的局面，这在美国看来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拜登政府为中美关系设置的是一个相对有限、狭窄而清晰的功能性目标，不谋求中美关系在战略上实现某种破局，而是避免在拜登政府任内中美关系走向失控和全面的冲突。这种拜登式的对话战略从美国的外交决策上来说，它属于某种典型基于渐进主义的外交，可以理解为裱糊、凑合、维持。不管我们是否满意，至少这是目前拜登政府的核心团队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