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刘洲成家暴”成了微博上的热搜话题。至上励合成员刘洲成的妻子在微博上爆料，说刘洲成在她怀孕、做月子期间对她家暴，孩子出生几个月就不管了，还提出只要女方管她父母要500万给他，他就勉强和她过下去。

其实，中国家庭存在家暴的比例不低，但举证困难，家暴者很少得到应有的制裁。按婚姻法规定，受害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并以此保留证据。但是，公安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如果伤得不严重，通常会按家庭纠纷“简单”处理，很少采取治安处罚措施。因此，在离婚案中，家暴的举证非常困难，法院少有认定的。

我做法官时曾经办过一个关于家暴的离婚案件。女方提供了所在单位出具的男方长期对女方实施家暴的证明。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单位对家暴行为劝阻、调解义务。所以，我认为这个证明足以证明男方有家暴行为，据此判决离婚。此后，家暴男经常到我所在的乡镇法庭威胁我，我却拿他没有办法。

在中国，做渣男的成本很低，但让渣男付出代价的成本却很高。

网上曾有传闻，某经济学家曾送了小三一套房屋，两人分手后，经济学家以其妻子的名义起诉小三，主张该赠与行为侵犯了夫妻财产共有权和违反公序良俗无效，法院判决小三返还房屋。经济学家不但未付分文“睡资”，还因房屋涨价而净赚了。我无法核实这个传闻的真实性，但我清楚，从法律上这是可能的，也有类似的判例。

也许有人要问，经济学家的妻子被当枪使就没有意见吗？多年前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蜗居》，剧里找小三的官员宋思明的太太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我也想尊严，可我认真核算过成本，我觉得隐忍更符合现代经济学。”

电视《蜗居》剧照

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渣男可以很低的成本活得很自在的时代，而我国的婚姻法实际上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家暴、找小三、不顾家，这是渣男在婚姻中的典型表现。

家暴

家暴的举证很难，而比举证更难的是我们对待家暴的观念和态度的转变。

很多遭受家暴的受害者，都选择“失声”。以和为贵、家丑不得外扬，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也制约了法律的有效实施。有多少人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得到法律求助？这是一个不需要大数据就可得出答案的问题。

第四十三条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找小三

找小三有道德成本，但这个成本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小三”这个词的流行并取代“二奶”成为流行语，就有淡化这一行为的反伦理色彩之嫌。

找小三有经济成本，但长期性交易的一方往往是权力或财富的高度集中者，其参与交易就是在消费其过剩的权力或财富。因此，对于普通人是高成本，对于权贵阶层则是低成本。

找小三有违法成本。刑事上，现实中极少有因找小三而触犯刑律的，除非有人蠢到犯重婚罪或坏到犯破坏军婚罪。行政上，目前还没什么行政法规可制裁找小三的。民事上，《婚姻法》在2000年修订时做了一次理想化却被实践证明很失败的尝试——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举证困难，赔偿很低，收效甚微。

维权成本和离婚成本相当高，是“宋太太”选择隐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