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可悲地以为自己刚刚选举出了新一届国会。从形式上，他们当然选出了国会，但从本质上，他们并没能选出自己的政府。
这是一场亿万富翁之间的选举，来自两党的亿万富翁。虽然共和、民主两党富豪之间存在些分歧，但联系他们的纽带要比分裂他们的嫌隙强大得多，除了少数例外。很多最富有的人和企业捐助者事实上同时向两党献金。备受讨论的左-右极化根本就不是两极分化。美国的政治体系其实正相当团结和高效地为富人中的最富人群服务。
对于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来说，现在正是前所未有的好时代：股市飙升、利润高涨，利率接近于零，税负很低。而他们的主要平衡力量——工会、反垄断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则深受重挫。

这样说吧：如果政府被交到埃克森美孚、高盛集团、柏克德及美国医疗公司的老总们手里，现行服务于四大游说团体——石油巨头、华尔街、国防承包商和医保巨头——的政策也不会发生多少改变。本周这场倒向共和党人的选举，很可能会让那些游说团体再多得几个正寻求的好处：更低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对劳动力更大的管理权力，甚至更松的环境和金融监管。

富人中的富人为政治体系埋单——投入数亿美元竞选和游说活动资金——收回数万亿美元利益回报。这些利益——金融救助、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利润丰厚的联邦合同，以及对环境破坏的视而不见——流入了公司领域而非整个社会。富人主要通过让社会其他群体付出代价，而获得巨额收入和财富。
我们无法计算最富有捐金者在本次竞选活动上的总花费，因为拜最高法院所赐，大部分花费都是匿名和未经报告的。不过，我们还是知道科赫兄弟，通过他们复杂的集团网络，投入了至少1亿美元，很可能更多。其他亿万富翁加企业最终捐集了超过36亿美元资金。
关于政客们投票支持其捐资人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这件事，证据是压倒性的。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很多研究人员的严格证明，最值得注意的是普林斯顿大学马丁·吉伦斯教授的研究。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结果都不会有什么不同。处于收入分配顶端者的利益诉求将最终胜出。
为什么实际投票的价值这么小？因为人们投票选的是个人，而不是政策。他们可能选出一位竞选时承诺改革的政客，但其当选后则会投票支持重要竞选捐资人的立场。因此产生的政治结果就会以巨额财富而不是主流民意为导向。这就是吉伦斯及其他研究者在其详细调查中所发现的。

政客们回避竞选资金并不容易，即使他们想这样做。钱在竞选活动中很有作用。它可以买到充斥媒体的攻击性广告，也可以买到精心、复杂的动员投票努力——从微观层面上操纵那些去投票或不去投票的家庭个人。没有大量资金支持的竞选就像单边执行的裁军一样，很高尚，会发挥一段时间作用，也极具风险。另一方面，收取大量竞选献金正如陷入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赢得了了权力，却丢掉了政治灵魂。

是，是，是，两党内部也有些不同力量，民主党在国会促进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就有一支很棒的、真正进步的力量，但他们只是党内少数派。太多民主党人把手伸向了石油、煤矿这个化石燃料的饼干罐，所以奥巴马政府在其执政第一年倡议气候变化行动时，得到的民主党支持甚至比共和党支持还少。华尔街的资金管理人又是如何在公众怒目下保持税收优惠的？他们之所以能游说成功，那些对华尔街心怀感激的民主党参议员在此方面的贡献，至少和共和党参议员一样多。
那美国政治还有没有出路了？有，但那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除非我们抛弃民主本身，否则富豪统治会像传染病一样一直传播。历史表明，民主的残骸会从内部死亡。但过去，美国一直在团结推动民主改革，特别是在1890-1914年“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1933-1940年“新政时期”（the New Deal），以及1961-1969年“伟大社会时期”（the Great Society）。
所有改革性的成功都需要有草根行动、公众抗议和游行，还要有大胆的领导人——来自富人但与人民同心的领导人，如泰迪·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在那些案例中，民众主导、伟大领导人跟随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现在已经到了拯救民主的时间，这是我们的责任。“占领运动”以及9月份纽约40万游行要求控制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已经在朝那个方向前进了。（原文11月6日载于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文章标题为“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America's Plutocracy”，王璐菲/译）